“你竟然要去？”我惊奇地冲她喊。
“学校命令我们去，我不想多费口舌，那是白费力气。”
“你去宣传那些国库券吧，我可什么也不会做的。”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热妮娅平静地反驳我，甚至语调里掺了点儿讽刺。天，真是可恶，她们怎么能说得这么无关痛痒，“学校命令我们去”。心胸小到这种程度了！
哎，连受过正统教育的学生们都毫不羞愧地作践自己的时候，你们还能对无知的农民和工人大众有什么指望？“我去是因为不想得罪谁。”热妮娅又说了一句。哈！原来是害怕得罪他们。如果连学生都这么说的话，你还能指望群众怎么说呢？
苏联人民被迫购买为支持五年计划等特殊目的而发行的国库券。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变相税收，因为国库券从未结清。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了一点点的现金兑换，并且偿还数额仅为投资者40年前购买时付出的百分之一。那时候，大部分家庭只能将债券当作废纸丢弃。
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1928年，它是斯大林的经济宣言，并为集体农庄强行制定沉重的农业产量定额，同时牺牲消费物资的生产而把重工业作为重点，以加快实现工业化。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33年。
很显然，尼娜的姐姐们并不赞同她的政治观点——她们按上面下达的命令办，只是想活得轻松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最终和尼娜一起难逃被定罪的命运。
1933年5月21日
最近，真是什么事都不顺心，样样都让人生气：热妮娅和莉莉娅热烈的讨论和争议啦，我们家对待政治的态度啦，还有现在无法忍受的整个社会体制。自己的情绪太差，每次家里人问起我学校里的事和考试考得怎么样的时候，我都没好气地回答。就想一个人待着。我发现，别人只要有一丁点儿想窥探我内心的意思，都会让我觉得痛苦，难以忍受。我知道，自己在伤害每一个关心我的人，却总是改不了。好吧，也不是改不了。说点儿什么并不是难事，但是刚说完内心就会觉得困惑、别扭……我的天快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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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4日
昨天，第一场考试我才得了个“良好”（伊琳娜也是）。我不觉得考得不好是我的错——老师也有责任，她没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材料去准备，也没讲过什么课。所以我没有特别难过，虽然是这样，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这是唯一一场没法让我高兴回顾的考试。
昨天傍晚，妈妈和我在奶奶的房间里坐了很久，等着爸爸回来。我很诧异地发现，在内心深处，我一点儿也不想他回来。这想法真让人震惊。多可怕！太糟了！我一点儿都不明白，这样的念头怎么会偷偷溜进了我的心里。我平静地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读书，很清楚一旦爸爸回来了，这平静就被打破了。我得被迫停下阅读，勉强对他微笑，比这更糟的是，很有可能还得跟他聊聊我的近况。
爸爸大概是半夜回来的，就在我们差不多决定不再等他的时候。为了掩饰住自己的恼怒，我起身去了走廊。对话与问题开始了，爸爸告诉我们莫扎斯克挺不错的，还让我一放假就和他一起去。我当然同意了，但是……我暑假的计划怎么办——我的梦想是不是永远都实现不了了？听爸爸说，他住的地方还不错。鸟语花香，附近小溪潺潺，到处都有小树林：桦树、榛子树、灌木丛——树丛里还有成百上千的夜莺。
内务人民委员会将日记内容加了下划线，是为了表明尼娜的父亲在流放中的深夜探亲是违法的。他们同时认为，考试取得“良好”（而不是优秀）的成绩，并不是一个忠实的公民应该为之不愉快的事。
1933年5月25日
昨天起床的时候，脚还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