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轉來時，身邊有許多金銀首飾，說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又有人在他竹籮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銀和銅錢，於是將他送進知縣衙門。賊贓俱在，他也分辯不來，給打了幾十板，收進了監牢。
本來就算是做賊，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給關了兩年多才放出來。在這段時期中，他父親、母親都氣死了，他的未婚妻給財主少爺娶了去做繼室。
他從牢里出來之後，知道這一切都是那財主少爺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邊的尖刀，在那財主少爺身上刺了幾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財主少爺只是受了重傷，卻沒有死。但財主家不斷賄賂縣官、師爺和獄卒，想將他在獄中害死，以免他出來後再尋仇。
他說：「真是菩薩保佑，不到一年，老爺來做丹陽縣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說的老爺，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來是「美」字輩，但進學和應考時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滄珊，故鄉的父老們稱他為「滄珊先生」。他於光緒乙酉年中舉，丙戌年中進士，隨即派去丹陽做知縣，做知縣有成績，加了同知銜。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丹陽教案」。
鄧之誠先生的《中華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這件事：
「天津條約許外人傳教，於是教徒之足跡遍中國。莠民入教，輒恃外人為護符，不受官吏鈐束。人民既憤教士之驕橫，又怪其行動詭秘，推測附會，爭端遂起。教民或有死傷，外籍教士即藉口要挾，勒索巨款，甚至歸罪官吏，脅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須革職永不敘用。內政由人干涉，國已不國矣。教案以千萬計，茲舉其大者：「……丹陽教案。光緒十七年八月……劉坤一、剛毅奏，本年……江蘇之丹陽、金匱、無錫、陽湖、江陰、如皋各屬教堂，接踵被焚毀，派員前往查辦……蘇屬案，系由丹陽首先滋事，將該縣查文清甄別參革……」（《光緒東華錄》卷一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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