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1)
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吴怀尧
门开之后,朱大可出现在记者面前: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没有想象中的肃然或张扬。“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凶神恶煞,有的还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电线杆。”他笑着说,普通话里夹杂着些吴侬软语。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被视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现为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这次他来北京,是作为嘉宾参加中央三套的一档节目。“昨晚在这个房间和一个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点多,睡了三个多小时我就起来啦。”他拉开窗帘,烧水沏茶。
坐定后,我们开始对话,准确地说,是闲聊漫谈。话题涉及某些人或事时,他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间眼珠必定灵活地转动,说到兴奋处,则是眉飞色舞左右顾盼,在强调某个观点时,双手在空中比划,时不时作出类似拧螺丝钉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他的钳工生涯。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被誉为“文化 恐龙”的中年上海男人,时而激情恣肆,时而冷峻沉稳,唯独没有记者想象中的傲慢与偏见。
在澳大利亚感觉到压抑
1994年,因为一场“不愿详谈的家庭变故”,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掉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去国离乡,远赴澳大利亚。7年后他回国定居,就教于大学,又宣布与文学“离婚”。
“很难有谁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触的人很多,时间一长就会感到不安,我就喜欢一个人,自在、独立。我对婚姻状态不是太习惯。”谈起那次“变故”,朱大可轻描淡写。
刚到澳大利亚时,他在一家报纸做主编,不久又离开,然后有一段失业经历。期间,“在建筑工地扛过石膏板,做过清洁工。”此后开过广告公司,还在一家上市公司网站做过媒体总监,但时间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经验。”他说,最长的一次是在另一家报社做了四年总编,后来又在悉尼理工大学读博,一直到回国为止。“反正就是什么活都干过了,还包括自己创办网站。”
网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亚新闻网,后来改成“文化先锋”,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网站关闭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更长,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过没关系,这显得更有趣了。”现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从中触摸中国社会变动的脉搏。
在澳大利亚定居期间,1999年,朱大可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国内文学界惊呼朱大可“复出”了。藏象诗歌论坛版主阳正午说:“他那些貌似瑰丽的批评语体后面,蕴藏着摧枯拉朽的‘原创性’力量。在众声喧哗、扑朔迷离的文化语境中,他对当下文化现象敏锐的洞察和大义灭亲式的批判,更显出了他的难能可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2)
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宣布与文学“离婚”。原因听起来有些令人心酸:“文学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陆续出版了《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实上,当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时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寻找、破译和阐释中国文化密码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当下甚嚣尘上的文化现象。他写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时评,其中包括对余秋雨散文和张艺谋电影的批评。
回忆国外的那段时光,他觉得“没多大意思。”“那个国家对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