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应逐步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缩小城乡差距。改革现有户籍管理制度是必须的，但需要注意改革的力度和顺序。虽然户籍制度是其他制度安排的基础和前提，形成于其他制度之前，但改革的次序应该是反向的。也就是说，应先逐步取消各种城市居民享有的优惠待遇，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然后才能完全废除现存的户籍管理体制，归还农民宪法所赋予的迁移自由，实行国际通行的登记户口制。在减少城市居民特有福利的同时，增加农村的社会保障，逐步减少城乡落差，从而减少城市放开的冲击。在开放户籍的过程中，应在一定时期内保留转移人口在农村的权益。这样，一旦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或失业，农村可以起到蓄水池作用，避免大量失业人口留滞在城市，造成城市社会问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3）
其次，现有的劳动力流动是个市场过程，城镇化也应该是个市场过程，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放开户籍制度的前提必须是城市有能力吸收愿意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为此，应该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步取消民工就业的歧视，千方百计地增加就业。更重要的是，应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从供给面改善转移劳动力的素质，扩大就业面。
最后，应推行城镇化的双轨模式。我们可以把中国目前的城市大致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特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
2。二元就业体制并存的混合型大中城市，如中东部的省会城市南京、福州、杭州等；
3。传统体制占主导的城市，如长春、太原等；
4。新兴城市，长三角的中等城市带和珠三角的城市群；
5。政府推动建立的小城镇。
容易发现，人口控制政策强度在以上5类城市中是依次减弱的。这种控制强度是由城市规模及其就业体制的结构决定的。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就业人口中一般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大，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压力就越大，城市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保护力度越大，反之则反是。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城市而言，体制内外落差很大；这些城市的地位显要，社会稳定尤其重要；城市居民中大部分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村劳动力对其构成较强的替代效应。由于这些原因，这两类城市的改革成本较大，不可能迅速推行改革措施。在第3类城市中，市场部门发展缓慢、城市居民主要就业于国有企业，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冲击较小，因而放松管制的阻力较小。但由于市场就业机会少，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大。在一些城市确实出现户籍制度放松后，农村人口却对此“无动于衷”的现象。而且随着城市国有经济的改革重组，会不断游离出大量富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保护可能会反复出现。
因此，对于这些开放城市人口难度较大的城市，仍可以根据户籍控制来调节。我们相信随着新兴城市迅速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类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逐渐减小，而且城市间的竞争会加快城市的调整步伐。
而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以中等规模为主体的新兴城市和不断涌现的中小城镇，城镇化的阻力小，城镇化的积聚和规模效应显著，因而是增量改革的源泉。这种城镇化是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自城市本身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即使不存在任何城乡分离障碍，劳动力市场的自发作用会通过城市失业率的提高，降低农民流动的预期收益，从而起着调节城市规模的作用。因而，户籍放开必须因地制宜，渐进完成。
总之，户籍改革是必要的，但笔者担心的是否会通过立法将现存户籍制度“一刀切”式地取消。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