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为东晋名相，侄子谢玄在淝水前线与前秦八十万大军对阵，国之兴亡、家之存绝在此一举，而他却能在接到捷报后硬压住心头的狂喜，在众人前作不以为意状。这尽管有点矫情，但追求的是超脱从容的“雅量”，是视身心的娱悦安泰高于政治功利的名士风度；同样，那位不拘礼法，遂情吊友的张翰，见秋风而思故乡莼菜、鲈鱼脍，弃官而去，在士人的价值标准衡量中，则更是一种真正懂得生命之价值的态度。
《世说新语》中那些艳称“风”、“神”、“韵”“致”的事例，都是一些很具体的生活故事和细节。这一点很重要。在分析魏晋士人时，人们常说老庄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替代，这尚嫌空泛。重要的是：老庄那种生命哲学的哲学意味已经落实在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具体的呈现上面。对一个人生命情调的欣赏，要看它是如何具体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上。老庄思想数百年后又得到了复兴，但在当时士人的人物品藻中，真正作为品评标准起作用于的，实际上已经由老庄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转化为道化自然的人生存在和生命展现，——这是要通过穿衣吃饭、读书交友之类的具体生活细节来体现的。思辩的玄妙已经成为人的生命形态和生活艺术的理论依据和风格规定，并转化为生命和生活本身——一种心灵化、艺术化的生命与生活。只有从这种感性呈现中，审美的意味、意识和标准才会很自然地引发出来。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和人生观念，根基是建立在庄学之上。庄子的生命哲学着意将人的“形”与“神”极端相对，《养生主》、《德充符》讲“形残而神全”，渲染形体残缺不全或是形貌丑恶，只有这种人才能在精神上与“道”相通。这是他在“道”与“物”关系上肯定抽象的“道”而贬低具体的“物”的表现。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形体之全、形貌之美无疑更为欣赏，但庄子思想中的要点——“外其形骸”，不拘于物，却在深化着人们对生命在审美意义上的真谛的理解，决定着他们在“形”、“神”之间虽不有意制造对立，但更欣赏“神”之美的基本态度。既强调由形见神，又由形而品其“神”、“韵”；美在形，更在于由形而突出出来的“神韵”之潇洒飘逸，这就是士人们一种既生活化又体现着他们精神活动深度的审美心态。
由抽象的生命本体，到具体的活生生呈现出来的生命状态，从先秦两汉到魏晋的这种转变，可以说，在一种基本的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从中国古典哲学的脱逸而出。尽管这最早的一步尚不是纯粹的艺术审美，但中国古典美学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对象，而不再是审美的心态和愿望留连在哲学的领地，并且由此而迅速进入到艺术审美的天地。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孔子、孟子和老庄的关于人的哲学中，也有若隐若现的、不乏美感的生命情调的欣赏在内（在庄子哲学中甚至相当明显强烈），但哲学和审美这两种精神活动毕竟是混沦在一起的，而且是以哲学为主，以哲学附带审美，以审美帮衬哲学的。而从魏晋人物品藻之后，古典美学中的审美成分、审美内容就转化为美学自身的基本成分、基本内容，哲学和审美这两种精神活动就得以判离。此后，虽然玄言诗的泛滥又表现了一段短时间的哲学的客串，但就基本面貌而言，宋明理学这样的古典哲学带着哲学本身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研究抽象的人的生命本体，而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包括被人垢病“说理太多”的宋诗在内）始终坚守着人的活生生的生命呈现出这样的审美天地。这就是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在美学史上所起的历史作用。“神韵”的提出，作为这种哲学与审美历史性分离时一种观念上的核心要素，其发生学上的意义，本身就奠定了它在古典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魏晋士人那种飘逸的生命状态之美，人们是很自然地感受和领悟，不可能也不必去做理智的分析和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