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于是，5月4日，北京市委就向中央提出一个拆除方案。5月9日中央批了，并指出为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我们来看王军的描述：“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重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作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若把此处的描写与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遇联系起来看，我们会怎么想？
再看第三段：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召集各方面人士1800多位，足足讲了4个钟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成《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三大主义”，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
5月1日，毛泽东征求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10）
这位在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梁思成绘文物地图的政治学家，从1952年起担任了7年###部长。1956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就放了一炮：“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再往下念了。至少我从王军的这三段描述中感到了更多文字背后的东西，它已经超出了王军的这本书本身。
上个月，我和邓友梅、从维熙两位前辈应邀到苏州沧浪区做文化考察。没想到，现在的苏州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梁思成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即“安居乐业”变成了现实，它以科学的以“文化立区”的“沧浪”模式出现在我的眼前。苏州的整体城市建设规划与发展亦然，“老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三位一体的大苏州。
我和王军一样，也落下病了。我在苏州，又不由得想起了为老北京的建筑、规划伤心不已的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