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 “洋务运动”。“夷务”后来变成了“洋务”。
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且不是败在力量悬殊的“西人”手下，而是败给了同属东方的近邻、一向被称做“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不单是败在一个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了强国。它的深层悲剧在于：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酥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的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的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用了。
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研究晚清史的人，有一种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责任，翁同酥、张骞、文廷式、张之洞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所以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责备李鸿章的明智之士都是说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没有“犯颜直谏”。
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曾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89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直到今天这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