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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3 / 4)

大革命”的破产。毛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25)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苏共来信的第###中,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刘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他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怀,博得毛的信任。从而导致邓的复出,取周恩来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做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6)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届时,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关于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作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去世之后,最先对毛作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7)邓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已。

下面就该说第三件大事“立言”了。当然,说到立言,首先是《毛泽东选集》,先是四卷,最后是五卷。毛泽东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同的解放区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出版统一的《毛泽东选集》,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的编辑小组,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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