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所代表的，就由普通民众的利益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土地自由买卖成了地主阶级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魏初的“不立田制”，正是最高统治者承认这种状况的反映。租佃制成为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佃户通常以一半甚至更多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佃户在户籍上主要是客户，这已不是唐代专指外来的人户，而是指没有土地或房产的“客居”之户，对于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城乡居民则称为主户，而不问其户还是外来户。
农村主户分为五等，通常一、二、三等户称为上户，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属于地主阶级；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三等户则既有小地主，也有富裕农民；而五等户则有相当一部分户的财产很少，需要租佃部分土地，其地位与客户相近。客户中极大多数为佃户，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田产，甚至还比较富裕成了佃富农，也有的成为商贩，极少数的户还成了富商。大魏朝的城镇户口单列，称为坊郭户，也分为主、客户，主要依据有无常产来区分，主户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十等。
主客户在户籍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关系，凡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户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比较大，占近80％至90％的，如江南的苏州、杭州；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常常是主户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仅占25％左右，甚至不到17％，如川中的嘉州（今四川乐山）、昌州（今重庆大足）。虽然大魏两百年来总的来说租佃制占主导地位，但是，川蜀地区除川西平原以外，许多山区的住户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级关系时期。
在唐朝末期天下大乱之后到大魏建立之前，这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或想扩张、或图保境，都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而且各统治者几乎无不称王称帝，大多穷奢极欲。于是纷纷巧立名目，加紧剥削境内人民，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大魏朝对于新征服地区，总的来说继承了原统治者的各种剥削制度，被取消的苛捐杂税不多，有的地方还乘机掠夺，促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大魏朝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各地就不断发生过农民起义，大多发生在大魏朝征服之后不久，新旧政权交替，统治相对削弱之际。但川中却是一个例外——它历经大魏一百多年的统治仍然是一个火药桶。
唐末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没有触及蜀中，成为唐玄宗、僖宗避乱之所。而后许多年，魏太祖忙于征战中原、河北、关中、江南等地区，也少有关注四川，于是蜀中依旧相对平静，生产关系很少受到重大**。和大魏朝其他区域相比，川蜀地区除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外，都比较落后，尤其是山区，农奴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基被称为“旁户”（客户）的佃户，在许多州的总户数中占半数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被称为豪民的地主，往往拥有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上千户“旁户”，而且是世代相承。旁户们不仅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代地主负担本应是地主承担的赋税和徭役。他们在地主的监督下劳动，鞭策驱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大魏朝在灭后蜀时，曾经要诸州报告后蜀苛捐杂税的情况，准备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蜀中的实际占领军冷家军的阻挠而未能实行。而平蜀的冷家军将士居功骄恣，将领们私开府库，侵吞财宝，军校掠夺子女、抢夺钱物。可以说，除个别将领外无不恣意妄为，引起原蜀地军民的怨忿。但冷家军自恃兵强马壮，并不将这些反对当一回事，一直对蜀中实行高压统治。
为有更多的资金维持和扩充军队，冷家军又于成都、梓州、渝州设立官手工业作坊，制造锦、绮等贵重丝织物，供应皇亲国戚、高官贵妇使用。又将川蜀的田税改以布帛折充，称为“科折”；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因此次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