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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她曾求过，哭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移。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当然，还是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力，李叔同便注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器识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话，他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就对了。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引起外间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猜测他是“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陋巷》），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近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丁鸿图《庆福戒香记》）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顿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湛山寺，青岛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火头僧《弘一法师在湛山》）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好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