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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受并非偶然，因为，如果说大仲马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常常多少总有点为所欲为的话，那么他在《双雄记》里对于雾月政变的描绘却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大仲马对于这场政变前后的国内外局势、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政变过程中各主要人物的态度和作用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等等情况可以说十分了解，而且非常熟悉，因此，他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详细经过不仅描述得准确、生动，而且极有层次。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米涅所撰写的《法国革命史》，只要读一读这本历史著述里对于雾月政变的论述，人们也许就会感到，大仲马在《双雄记》里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描绘，其态度显得格外严谨。自然，《双雄记》不是历史教科书，大仲马也不是在写编年史，他没有必要、事实上他也没有仅仅满足于把政变的始末叙述一番，他的做法是：以拿破仑为中心，全力描绘这位将军是如何巧妙地制定政变计划、如何大胆地实施计划、又如何取得全面的成功的。
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一书里曾经这样谈到雾月政变日子里的拿破仑：“他（指拿破仑）表现得庄重、朴实、稳健、冷眼旁观，他已经有了一种善于用人的长处和一种不自觉的凌驾一切的作风。尽管他不急切，不浮露，却有一种信心很足的神态，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某种阴险的用心。”。”①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段话就是《双雄记》里拿破仑这一艺术形象的基调，大仲马不是用抽象的论述，而是用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把这一“基调”生动、完全地表现出来了。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拿破仑对于当前的局势和自己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了若指掌，他胸有成竹，却又不动声色，他善于抓住有利的时机，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始行动，把对手逼进绝境，从而夺取压倒性的胜利。在《双雄记》里，拿破仑的几个对手，如巴拉斯、戈伊埃等人也并非平庸之辈，他们对于拿破仑的企图也并非木然无知，而且时时严加防范，只不过拿破仑事事棋高一着，在他的铁拳之下，他们统统显得不堪一击。大仲马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对于雾月政变的成功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厌恶和抵制任何专制制度，因此，他在盛赞拿破仑这位凯旋英雄的同时丝毫也没有低估或掩饰这个人物身上的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一面。在《雾月十八》这一章里，我们可以读到拿破仑在政变成功后对其下属的一段演说——请注意，这段演说并非作者的向壁虚构：“我离开时的法国是那么兴旺，他们把它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离开时留下的是和平，我回来时见到的是挫折；我离开时留下的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千百万财富，我回来时看到的是欺诈、掠夺和贫困！”这种自负、狂妄的口气十足地表现出这位第一执政舍我其谁的傲慢心理，一个未来的大独裁者已经崭露头角了。因此，《双雄记》里的拿破仑，是“英雄”和“奸雄”兼而有之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基本上是历史上的拿破仑。《双雄记》不仅使我们熟悉了雾月政变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也使我们了解了拿破仑，法国历史固然不是拿破仑一人创造，但谁又能够把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