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哪个班级，又与我没关。
当流动红旗颁发完后，校长语气严肃地说起了偷盗行为，什么触犯刑法、进监狱等等，如果赶上严打年份，会被枪毙！
一个男孩子被校长请上了台，校长开始宣布这个男孩子的罪行：偷自行车，偷老师的钱包，和高年级学生一起勒索低年级学生，胁迫低年级学生去偷家长的钱，打群架，用自行车锁链把第一小学的一个六年级男生打伤，给高年级女生写情书……
一个不过十一二岁的孩子，却仿佛已经罪不可赦，可以直接送入监狱，进行劳动改造了，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全都盯着男孩子，可是，让我凝神观看的不是这一系列的罪行，而是台上那个男孩子的神情。
他的个子比同龄人高，因为高就显得瘦，蓝色的校服松垮垮地挂在身上，理着小平头，因为头发太硬，根根都直立着，一眼看过去，像一头刺猬。他懒洋洋地站在那里，低着头好像在认错，但是偶尔一个抬头间，却是唇角带笑的。
难道他没有看到大家的各种目光吗？难道他不觉得丢人吗？这可是在全校人面前呀！我怎么想都不能理解。
散会后，周围的女生在窃窃私语，我跟在她们身后，听明白了几分这个男孩的来龙去脉。他和我们同级，不过因为二年级留过级，所以年龄比我们都大。听说他是家里的老小，他父母四十多岁才有的他，他有四个大他很多的姐姐，据说家里很有钱，他的运动鞋是耐克的，他手腕上的表是思沃琪的，都是他姐夫从国外带回来的。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外国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什么东西是什么牌子，这个牌子所代表的意义我听不懂，我只是很疑惑地想，既然有钱干嘛去偷东西，去勒索别人的钱？
他的行为、他的神情，对我而言都像个谜。困惑不解中，我记住了这个坏学生的名字——张骏，不过，我相信，那一天记住他的不止我一个。
四年级的时候，重新分班了，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我的数学老师仍是赵老师，第二件，她不但是数学老师，而且兼班主任。
张骏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但我们两个几乎没说过话，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我和他常常轮流拿全班倒数第一；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不听讲，他总是在睡觉，而我总是在发呆，所以我们两个常常被赵老师的粉笔头砸。
但是，他更多的地方是和我不同的。他虽然成绩差，可班里的男生都和他一起玩，甚至所有成绩不好的男生都很听他的话，女生也不讨厌他，因为他常常请她们吃雪糕、喝冷饮，他讲的笑话，能让她们笑得前仰后和。上课时，他总在睡觉，可只要下课铃声一响，他就精神抖擞，和大家一起冲到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而我总是一个人找个地方，躲起来看书，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跳皮筋的女生，踢足球的男生。
家里的孤单寂寞，我已经习惯，反正我可以看书，书里面有无数的精彩；妹妹的娇气、爱打小报告，我可以躲着她，凡事都“姐姐让妹妹”；赵老师对我的不满，毕竟只是数学课上两三分钟的折磨，我已经可以面无表情的忍受。
如果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平静。可是，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时，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补丁地颠你一下，让你不能太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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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夏日的下午，一切都如往常一样。课间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除了做值日的同学，别的人都跑到了操场上去玩，我因为喜欢窗台上的那片阳光，所以缩坐到窗台上看书和眺望远处。
等自由活动时间结束后，同学们返来上自习时，周芸向赵老师报告她的钢笔丢了，她很委屈地说，这只钢笔是她爸爸特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