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我们就扯平了。最后这个理由终于说服了他。济马喜欢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不过一旦他明白我的心理健康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时，他立刻就退让。
“好吧。”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么重要的话，我想钱可以平分。”
“不。”我说：“你还是不懂。钱全数都归你。不然这一切没有意义。每分钱都要给你。”
我得到我想要的，几个月来头一次觉得人生又有了目标。济马早早就到哥伦比亚去上课，其余时间我可以自由使用各种设备，坐在他书桌前心无旁骛的工作。原稿的文笔很差，净是官样文章废话连篇，但愈麻烦我反而觉得这项任务愈有挑战性，我非从那些断章取义的拙劣字句里，找出一点象样的意义不可。这工作的困难度正好激励了我。要是这个翻译再容易一点，我就不会觉得在为过去的错误做适当的赎罪。就某项意义而言，这个计划的一无是处正是其价值所在。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判锁上手铐、脚链做苦工的犯人。我的工作是用大锤子把大石头敲成小石头，再把小石头敲成更小的石头。这份工作没什么目标可言。但其实我不关心会有什么成果。工作本身就是结果，我要献身工作，决心当个模范受刑人。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有时会到邻区闲晃，让头脑清静一下。现在是十月，纽约一年里头最棒的月份，而我喜欢研究初秋的光线，观察它斜斜落在砖造大楼上所呈现的清新澄明。夏天已逝，冬天仍远，我品味着炎热和寒冷之间的平衡。那些日子到过的每个地方，都在谈大都会队。那是所有人都想着同一件事的稀有时刻之一。每个人都随身携带晶体管收音机收听比赛，人群聚集在电器用品店的橱窗前，看着无声电视里的画面，欢呼声从街角酒吧、公寓窗户、不知名的屋顶中迸出。先是季后赛的亚特兰大，接着是世界大赛的巴尔的摩。十月的八场比赛，大都会只输了一场，当冒险落幕后，纽约又来一场彩带游行，这次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越了两个月前为航天员所举办的疯狂游行。那一天有超过五百吨的纸片落在街道上，这项纪录到现在还没被打破。
月宫 3（8）
我开始在艾宾顿广场吃午餐，那个小公园在济马家的东边，有一个半街区远。那里有为儿童设计的简易游乐设施。稿子里头都是死气沉沉的语言，身旁则是横冲直撞、尖声大叫的小孩子，脸上满是热切兴奋、不顾一切的神情，我喜欢这样的对比。我发现这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所以偶尔会带工作过去坐在吵闹的地方翻译。结果就是在那个十月中旬的某天下午，我终于再见到吴凯蒂。那时我正在跟一个棘手的段落缠斗，等到她在我坐的长椅上坐下时，我才留意到她。济马在酒吧对我说过那番话后，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而相遇的那份偶然使我卸下了防备。过去几个礼拜我一直在揣摩，再见面时该说些什么漂亮的话，现在她活生生就在我面前，我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哈啰，作家先生。”她说：“真高兴看到你又能起来走走。”
她这次戴着太阳眼镜，涂着亮红的唇膏。因为她的眼睛藏在太阳眼镜后面，我只能克制自己不去注视她的双唇。
“我不是真的在写东西。”我说：“只是翻译，赚点小钱而已。”
“我知道。我昨天碰到戴维，他都跟我说了。”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在谈话中变得比较不拘谨。凯蒂有种天赋能让人卸下心防，很容易就认同她，对她的存在感到自在。很久以前维克托舅舅曾告诉我，一场谈话就像跟对方玩投接球一样。一个好的伙伴会把球直接投入你的手套里，让你漏接不了；换他接球时，他会接住你投给他的任何一球，就算是丢歪了或丢太轻也没关系。那正是凯蒂在做的事。她不断地把直线慢速球丢进我手套里，换我把球投回去时，她就会想尽办法接住球，连防区最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