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的李伯伯就讲了出来：“停课闹革命怎么行呢？这样会不会耽误了孩子呀？”就这么一句话，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现代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些过来人回头去想去看当年的那些事，也弄不清白了。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有一星半点儿异味，就能放大数倍、数十甚至数万倍；眼睛异常明亮，而且具有放大、透视功能，仿佛戴着有X光的放大镜、显微镜。例如：某报纸报道某地发现某日用品的商标是“反动标语”，立即全国各地很多人分别发现了很多个类似“反动标语”。李伯伯被剃了个半阴关阳的鬼头，拉着游街，然后就关进“牛棚”。不久，他行为语言出现了异常，“群众专政队”领导认为他装疯卖傻。要么说他认罪态度不端正，组织人批判斗争，要么拳脚加之。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李伯伯“精神分裂”了，而且延误治疗，未能全愈。现在他病情稳定期也恍恍惚惚，喃喃自语，他自己说话小声小气，外人若对他大声说话，他即刻立正、弯腰、低头，一副标准的“认罪”姿式；他自己家人一旦高声，他马上告诫：“小声点儿！”因而他再也没能重返讲台，提前退了休。上个月，李伯母一个没注意，李伯伯自己遛了出去。碰巧他看见一女青年被一骑自行车的毛头小子撞倒在地，而那个小伙子不管不顾，没事人一样，扬长而去。他慌忙停下自己的自行车去扶那个倒在地上的女青年。不料那个女青年赖在地下不起来，还死抓住他的衣裳不松手，说是他把她撞倒了，撞坏了。他极力分辨但声音很小，似乎理屈的样子。那女青年就更咬定不放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指责他。警察过来了，也训斥他。命令他送女青年去看病。他大喊（这次他不是小声了，从此也再不小声了）：“冤枉！”。可是，任他怎么喊，没人证明他冤枉。这样，他就必须负责赔偿女青年的损失（衣服撕坏——那可是高级的时装、皮肉破裂伤），总共五百元。他口袋全都掏光也凑不上十元钱，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通知家里拿钱领人。那天，李伯伯不吃不喝，不睡不息，把家里的《字典》、《词典》都翻遍了，左一遍右一遍地翻、查，口中不停地叨念：“怎么没有呢？怎么没有呢？”家里人问他找什么？他说他要查“道”、“道德”、“道理”。第二天，他上新华书店买回《辞海》、《辞源》，又一页一页地右一遍左一遍地翻、查，口中仍然一个劲地嘀咕：“没有！没有！还是没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三天三夜，最后把那些《字典》、《词典》、《辞典》、《辞海》、《辞源》，一根火柴全点燃了。火烧得很大，若不是李伯母及时发现，全家人奋力扑救，非闹成火灾不可。李伯伯却在一边拍手大笑：“好哇！好哇！没有了好！没有了干净！道德没了！道理没了！道没了！好哇！好……”
就这样，李伯伯这些日子就得经常打针了。
一般情况下，我都主动到李伯伯家去看他，但是也有忘记的时候，就像今天。
此刻我真应该感谢李伯伯——此刻是他拯救我于水火了。
七 天降狂飙 一代斗士红卫兵（一）
1990年4月25日 星期三 天气多云
自中午接到林书梅从大洋彼岸的来信后，她那张《水浒传》中宋江眼里的九天玄女般的“天然妙目，正大仙容”的脸庞就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在一九六七年夏，那个可怕的黑色的日子，我们分了手，就没有再见过面，不久，信息也断绝了。这次林书梅是从海外的医学杂志上看到了我的名字，立刻写信过来。
林书梅与我是大学校友，长我四岁，高我二届，原来并不认识，彼此连姓名都不知道。只是有时在学生食堂就餐时照过面，互相打量两眼（在我是因为她相貌出众，她说以前注意我是因为觉得我超拔不群），我们结缘于那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