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随他们去吧！”文天祥摇头，话语里多少有些无奈。对于北方的草头“王爷”，他本来就没抱什么过高期望。与当年的陈吊眼和现在的张一行等绿林豪杰不同，这些人起兵反元根本不是为了反抗暴政与奴役，而是看到破虏军节节胜利，以为北元气数己尽所以想趁乱捞取好处。这些投机者和文忠记忆里元末的一些农民武装一样，心中没有任何国家民族观念，也没有任何做人的底限，蒙古人占上风时他们接受招安，反元力量占上风时他们再起“起义”，根本不在乎自己对大局的影响和世人的评价。
由于文忠的记忆来到了现世，破虏军顶住了蒙古族力量爆发期所带来的毁灭。“朝秦暮楚”的投机者本也比历史上早了数十年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但是，忽必烈征调他们协助剿灭陈吊眼，表面上看去驱虎吞狼，实际效果却未必如他想象般乐观。一旦元军的主力受挫，这些的人临阵倒戈时也不会有一丝犹豫。“我提议把新编的四个火枪营从海路调往登州，支援陈将军！”参谋赵刑指点着胶州一线建议。地图上，快速南下的元军前锋己经迫近济南，以目前这种推进速度，不出一个月，忽必烈就能亲临山东东路，与北伐先遣师决战。
陈吊眼北上时只带了七千兵马，算上临时在胶州湾停靠的水师和被陈吊眼收编的部分红袄军残部，破虏军在山东的总兵力不超过两万人。而摆在陈吊眼面前的元军，现在己经超过了十万。
天变（三 下）
蒙古人从会走路起就开始学习骑马，从能拿起弓时开始学习射箭，几乎是天生的战斗民族。如果把未经训练的江南农民武装起来驱赶到战场，那等于驱羊吞虎，起不到任何效果。职业农民的职业强盗之间的战斗力差距，决定了战役的结果。
所以，长期以来，大都督府坚持实行的是一种精兵政策。通过指挥学院、邵武军校和警备军制度，逐级完成将领、士官和士兵的培训。只有通过这种严格标淮培养出来的破虏军才有与相同数量的蒙古军一战的实力。
这种精兵政策存在着一个巨大缺陷，就是无法短时间内提供大量士兵。在江南，这种缺陷可以通过各地义军来弥补，习惯了宋代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的大宋百姓与掠夺其财产、屠杀其同胞的蒙古人之间的仇恨不共戴天，破虏军在江南的每场战争中，都能得到数倍于自己的民间武装和青壮百姓的支持。
战场一旦转移到江北，百姓的支持度就快速下降。越往北方，破虏军能在民间获得的支持力量越小，大宋这面旗帜的影响力越弱。自从康王南渡后，北方士地已经被放弃了一百六十多年，近四代人的血脉更替，让大部分北方百姓失去了对大宋的认同感。包括一些以忠义为名的儒士，眼中的故国都是元而不是宋。
所以，只带了七千精锐北上的陈吊眼，在忽必烈的几十万大军面前绝对没有获胜的可能。以两万对五十万，即使神仙在场也创造了不了胜利的奇迹。
“把新编的四个火枪营调往江南西路！”文天祥反复考虑后，否决了宋清浊的建议。与其让三个整编营的火枪手去陈吊眼那里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如把他们补充到江西战场。毕竟在那里大宋和北元还维持着不胜不负的局面，多投入一份力量，就多一份取胜的希望。
“大人，咱们连续四个月的新兵都投放到了江南西路，这种添油战术是兵家大忌！”宋清浊有些急切地建议道。自从江南西路开战以来，大都督府几乎把每批训练好的新兵和医馆里康复的伤号都投入到了那里，但是邹洬的防线依然在不断收缩。协同破虏军作战的各路义军伤亡更是惨重，有些小规模义军从山寨大当家到小喽啰几乎一个没剩下。
虽然破虏军也让伯颜麾下的蒙古军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但是照这个比例换下去，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北元。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