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懂啊，别的科，像骨科、泌尿、胸科、普外我都学过，我都有点办法，可以抢救，甚至麻醉都行，但是脑外科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地死去。”他沉思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往事，然后喝了一口茶说，“我记得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当时二十三岁，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畔，在一片荒林雪野里搭起了两栋土坯房，抢救从前线下来的志愿军伤员。有一天，一名头部中弹的小战士被送到了我的手术台上。小战士神志昏迷中还在竭力高呼：‘为了祖国，冲啊……’然而，望着颅脑损伤的小战士，我和其他大夫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可爱的人’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快五十年了，那名小战士的呼声还在我耳边萦绕着，要是在今天，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把小战士救活。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脑外科方面的专家。幸亏我没死在战场上，让我有机会攻克神经外科这块阵地。我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就向院党委申请，组织了院里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组。那时候西方一些国家不仅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实行知识封锁，我们手里什么参考资料也没有，只能靠自己摸索。没有教具，我们就到乱坟岗子挖骨头，把脑袋骨挖出来脑袋骨里面全是蛆，很多蛆，一股怪味，回来以后就刷洗、漂白、煮熟，把骨头穿起来做学习标本。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都干劲十足。”穆主任既饱经沧桑，又饶有风趣地说。
虽然我解剖过很多尸体，但我听到脑袋骨里有很多蛆，咕咕容容的，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过，我还是被穆主任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穆主任，这么说蔡教授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当然了，我们就在一个医疗队，他也目睹了小战士的牺牲。抗美援朝后，他和我一样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经外科领域。那时，我国对脑外科和颅内肿瘤的检测手段非常落后，确定脑肿瘤部位和性质，只能采用‘开颅检查’的办法，手术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四，而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为了冲破这道封锁，蔡教授不惜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在没有防辐射的铅裙的艰苦条件下，毅然成百上千次地做X光验证……当蔡教授掌握了‘脑血管造影’技术之后，身上的白血球已经降到四千以下，只有常人的一半了。他终于积累了两千五百份‘脑血管造影’资料，使我国的脑外科检测技术一步跨越了三十年啊。”
我着实被感动了：原来我的恩师蔡教授还有这么非凡的经历，他老人家却从未炫耀过。我能投师在这两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老专家门下，真是我林庆堂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老天爷特别垂爱我。
“穆主任，我请求跟您上手术台，我不会辜负您老对我的期望！”我充满希望地恳求道。此时我的心情就是要下决心成为穆怀中教授这样的人。
“好吧。两天后，我有一个动脉瘤手术，你和罗元文做我的助手吧。罗元文进步很快，已经可以独立做一些小手术了，”穆主任赏识地说，接着他又嘱咐道，“这两天你先熟悉一下患者的情况，多查查房，做做基础性工作。这位患者有一定身份，是市卫生局的局长，工作上不要让人家挑出毛病来。”
“放心吧，穆主任，我一定把工作做好！”我非常感激地说。 “好，不早了，你也忙了一天，回去休息吧。”穆主任慈祥地说。
从穆主任家出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夏夜的星空是多么的美丽动人、多么富有神秘感。我望着远处的住院大楼，心想，命运之神用岁月的雕刀雕塑了我的灵魂，我注定要用手术刀去拯救他人的生命，这或许是对人生原罪的一种救赎。
天上闪过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我心里不由得一颤，觉得自己就是一颗流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