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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计划仅仅实现到这一步，下一步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创造社在决定与鲁迅联合及拟定计划时，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年轻人真有点冒冒失失。在郑伯奇等准备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成仿吾已到日本去了，彼此在事先也没有商量。成仿吾在日本与创造社的另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又拟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准备加强创造社的革命色彩，把创造社作为鲜明的思想斗争的基地，出版政论性很强的月刊《文化批判》，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郑伯奇这时写信告诉成仿吾，他们已和鲁迅商量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而成仿吾认为，要建立新的普罗文艺，老作家都不行了，鲁迅当然也是属于“不行”之列。
窃火者（4）
成仿吾和在日本的一些创造社成员，正当年轻气盛，革命热情很高，但也“左”得厉害，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很幼稚。他们要建立新的普罗文学，这在中国是需要的。在当时大资产阶级十分猖獗、白色恐怖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候，他们敢于第一个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揭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确实是勇敢无畏的，是有卓越的历史功绩的。然而他们正像一切新生的事物一样：虽然带有革命热情、敢于斗争等许多宝贵的品质，然而也带着一些很难避免的冒冒失失的弱点。他们显然带着“左”的幼稚病。他们觉得神圣的新鲜的普罗文学，是应当纯粹又纯粹的，普罗文学队伍也应当是纯粹又纯粹的，而在中国，则只有他们这些新崛起的青年革命作家才是纯粹的，鲁迅这样的老作家已是“时代的落伍者”了。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思想水平来认识鲁迅深刻的革命性，理解鲁迅的伟大所在。他们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认识还比较简单，甚至比较肤浅，因此，他们也无法真正了解鲁迅作品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价值，他们对中国社会和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与鲁迅还存在着距离。他们还不了解，革命文学不可能单凭革命的观念和热情产生，如果自己不投入革命洪流中真切地感受革命的脉搏，把自己首先锻炼成为革命者，那么，革命文学就难以成功，而且还会把革命文学引入错误的方向。由于他们的幼稚病，结果他们不仅未能执行与鲁迅原定的计划，而且错误地把鲁迅作为普罗文学的抨击对象。他们在《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又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这些文章错误地把时代的先躯者鲁迅看成是“时代的落伍者”。鲁迅是向旧中国吃人筵席进攻得最坚决的战士，他最清醒而尖锐地看到了旧社会的污秽和积弊，而这些文章却把他说成是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认为他是“以趣味为中心”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和说几句“人道主义漂亮话”的旧作家。
这种左倾、幼稚的主观臆断，距离伟大战士的实际实在是太远了。鲁迅心里不服，而且创造社这样改变计划，他事先不知道，他不能不感到突然，感到不满。他决定给这些头脑发热的青年浇一点冷水，对他们进行反批评，同时，也可借此来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