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等秘书了，还是自己去报告吧。”
“像您这样的来访者，没有秘书我是不能通报的。何况刚才大人还亲自吩咐，上校在的时候，无论谁来都不要骚扰他们，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维奇无须禀报就可进去。”
“是官员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吗？不是，他在公司里供职，您哪怕把包裹放在这里也好。”
“我早就想到了，只要您允许。还有，我可以把风衣也脱掉吗？”
“当然，不能穿着风衣进去见他呀！”
公爵站起身，急忙脱下风衣，只剩下已经穿旧但相当体面、缝制精巧的上衣，背心上挂着一条钢链，钢链上是一只日内瓦的银表。
仆人已经认定，公爵是个傻瓜，但将军的仆人仍然觉得，毕竟继续与访者交谈是不合礼节的，尽管不知为什么他喜欢公爵，当然、仅就某一点来讲是这样，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公爵又激起了他的断然的和不该有的愤感。
“那么，将军夫人什么时候接见客人？”公爵又坐到原来的地方问。
“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接见没有规定，要看是什么人，女裁缝１１点钟也准许进去，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维奇也比别人早允准进去，甚至还允准进去吃早餐。”
“你们这里冬天房间里要比国外暖和，”公爵说，“但是那里街上比我那儿暖和，而冬天屋子里……俄罗斯人因为不习惯是无法生活的。”
“不生火吗？”
“是的，房子结构也不一样，也就是炉子和窗户不一样。”
“噢！您去了很久吗？”
“有四年，不过，我几乎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在农村。”
“不习惯我们的生活了，是吗？”
“这倒是真的，相信不，我对自己也感到奇怪，没有忘记怎么说俄语，现在跟您在说话，而自己却在想：‘我可说得挺好。”也许，因此我才说这么多话。真的，从昨天起就老是想说俄语。”
“嗯！嘿！从前在彼得堡住过吗？”（不论仆人怎么克制自己，却不可能不维系这样彬彬有礼的客气的谈话）。
“彼得堡？几乎根本没有住过，只是路过，过去一点也不了解这儿的情；现在听说了许多新鲜事，据说，即使是原来了解彼得堡的人，也得重新了解，现在这里谈审理案件谈得很多。”
“嗯！……审案子，审案倒确是审案。那里怎么样，是否更公正些？”
“我不知道。关于我们的审案，我倒是听到许多好话，比如，我们现在又没有死刑了。”
“那边判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看见过，是在里昂，是施奈德把我带到那儿去的。”
“把人绞死？”
“不，在法国一直是砍头。”
“那么犯人叫喊吗？”
“哪里会喊？一霎那的时间。那是用一种叫斩首机的机器来执行死刑的，把人往里一放，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了，又重又有力量……眼睛也来不及眨一下，头颅就掉下来了。准备工作是很沉重的。宣布判决，给犯人收拾停当，捆绑好，送上断头台，这才可怕呢！人们跑拢来，甚至还有妇女，虽然那里不喜欢妇女来看杀人。”
“这不是她们的事。”
“当然，当然！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有个罪犯人很聪明，胆子大，也强悍，有些年纪了，姓列格罗。我讲给您听，信不信由您。他一边走上断头台，一边哭着，脸色白得像张纸。难道能这样？难道不可怕吗？谁会因恐惧而哭泣？我甚至没有想到，一个不是孩子的人，而且从来也不哭的４５岁的汉子，竟会因恐惧而哭泣，此刻他的心里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使它发生怎样的痉挛？这只是对心灵的凌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