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那个将一大股浓烟飘向城里的大烟囱刊登在一个全国性报纸上，引起了全国不少人的讨论。据说当时煤城的首富也是省里的首富。煤城人爱吹点小牛，到底首富有多少财产，真实情况是否这样，无从考证，但煤城人都这样说，权当是真的了。煤城人在使唤钱上也是非常大方的。结婚、过满月、孩子开锁（12岁生日）、乔迁、开店、父母寿辰、丧事都是要请亲戚、朋友、同事、甚至只有一面之交的人的，认为这样才是尊重对方。但是煤城的礼金也很重，90年代初吃公家饭的人一月工资也就100元左右，给朋友随礼一次就得 20元，害得许多人暗地叫苦连天。煤城人也坚信钱是万能的 ，没有钱办不成的事，总爱说 “送点钱还不行吗”。煤城的单位有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也就是送钱的习惯，所以外县人都愿意来煤城当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嘛，孝敬点也是应该的。有人小算了一笔帐，如果每个单位在中秋节和春节给领导各送1000元（这在当时的煤城人看来绝对不多），那么一个领导每年至少能收20万元，而且拿得堂堂正正。
贺县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各部门的领导，根据中央文件叫做“轮岗”。按说这换领导的事应该由县委书记来组织，但是贺县长来头大，书记只好跟在后边吆喝了。
3月28日，全县召开干部大会，所有副科以上干部全部到场。这下乡镇的副科干部们可高兴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跟县里一把手在一起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呢。以前都是书记回来传达，谁知道是否篡改了领导的意思，害得他们老没有提升机会。参加会议的人太多，只好分两场进行，南六乡的上午开，北六乡的下午开。这就有点辛苦贺县长了，不过他还是一样精神饱满地传达了会议精神。这次县里选拨领导不拘一格，四个字“能上能下”：有才能谁都能上，不合格谁都能下。而且一再强调，这次的审核县政府领导会严格把关。
一时间，全县的干部职工都各怀心事，暗自行动起来。实权部门的领导怕被换到一般部门，副科想提成正科，乡里的想回城里，一般职工想升个副科。那段时间，贺书记一般都在办公室，通信员很识趣，没有客人时办公室门一般是半开着，一旦有人进去，他就会把门从外面轻轻拉上。贺书记在一个比较僻静的小区租了一座二层小楼，老婆为了照顾他，专门请假呆在家里。老婆也闲不住，不停地接待这样那样的来访者，默许他们放下各式礼品。
这次轮岗整整持续了大半年，据后来组织部一位干部透露，总共有近200多名领导被提拔或调换单位，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在这一年中，贺县长脸色变的红润了，穿戴也讲究了，官腔打的也更顺畅了。当然贺县长并不是一年中只做这一件事，他同时还整顿了教师调动问题以及中小企业的管理问题。
一年后，贺县长就变成了贺书记。
贺书记上任后继续实行领导干部“轮岗”制，而且还在每个部门都增加了一至两个副科职位，为煤城人提供了更多升职机会。贺书记任上修建了当时全市最气派的县委及政府办公大楼，据说耗资不菲；其实他还修建了不少公路，只是没几个月就又破烂不堪了。有人说是外地承包商偷工减料，也有的说是煤城拉煤车太多，再好的路也经不起这样折腾。
贺书记人厉害，好多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而且他也摸透了煤城人的脾气，你越厉害煤城人越好管理。但也有例外，那就是人大主任。王主任是土生土长的煤城县煤城镇石圪台村人，该村在政府征地中得到很多补偿款。村长和支书都是很有胆识的人，利用这笔钱成立了不少企业，盈利非常好，几年间就成为全省“第一村”。二人也分别连续几年当选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用煤城人的话说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也惹不起他们，省委书记的家门都快被他俩踏破了。而这村长和支书分别是王主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