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我那是不想麻烦您老，打算自己去。可听您老这么一说，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那块料，这才烦请您老出马的。”
老头儿才拗过劲儿来：“行。可您要的东西我可记不全活……”
“我都记在这纸上了。”说完，从书包里掏出那张纸。
老佟摇摇头：“它认得我，我认不得它。”
“那您老就估计着买，都是日常起居必须的，合用就行。”孙元起也没辙儿了，“大概多少钱？”
老佟合计了一下：“我估摸着，两三块大洋一准儿能备齐！”
这比孙元起预计的要少得多，就从书包中掏出三块大洋递过去：“那就麻烦您老！”
“您瞧好吧。”老佟信心满满，转身要走。孙元起又喊住了他：“再问一个问题，昨儿那个叫丁韪良的外国老头住哪儿？”
四、读书都为稻粱谋
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字冠西，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和兄弟都是牧师。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随后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并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并开办学校。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1865年任同文馆教习。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直至1894年。期间，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从1850年到1916年，除了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丁韪良在中国共生活了62个年头，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积极宣传基督教，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以华制华”和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加强奴役中国；一方面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
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以上改编自“百度百科”。）
当然，丁韪良的这些光辉业绩，孙元起是丝毫不知道的。这也难怪，毕竟这些教育史上的东西，离物理系研究生的距离太远。学教育学的时候，可能偶尔提过一两回，可谁会留心这个？又不是考点。
孙元起穿着长衫皮鞋、拖着假辫子，别别扭扭的走在灰尘四起的街道上，眼睛四下打量，觉得这皇城根上的街景，还不敌二十一世纪的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