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四小龙，还有日本这个领头雁走在前面。因此，所谓的儒教圈繁荣论中，日本也位列其中。然而从儒教的渗透力来讲，日本远不及韩国。
在前章曾论述过，日本主要是吸取了儒教中关于教养的内容，因此从儒教的渗透程度来讲，不能与韩国同日而语。儒教自传入新加坡到现在已过了三四代。若干年前，新加坡政府曾号召过开展“重新审视儒教”的运动。
新加坡由于在吸收欧美思想时，导致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尤其是青少年行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恶化，新加坡政府便采取了一定措施。这也说明了儒在新加坡的渗透较浅。
一只领头雁和四小龙，虽然同属于“儒教”圈内，但是儒教在各地区？
110儒教三千年所占的分量并不相同，因此各自受影响程度也不同，所以不能将儒教作为促进近代化的唯一关键因素，称其为关键因素之一较为稳妥。
我去台湾游玩时，会见了*先生，谈到了“儒教圈繁荣论”这一话题。*先生讲道，四小龙的共同之处除受儒教影响之外，都有过殖民地的经历。我对此表示赞成。在殖民地，异质文化会强制性进入，而不是两种文化握手言和。并且异质文化粗暴闯入后，经过多年便会盘踞于此。虽然当地居民拥有本地文化，但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文化。
台湾在被作为日本殖民地时，日本人在那里保持着和在日本同样的生活方式。而土著的台湾人民却不能继续保持之前的生活方式，他们从上小学起就必须接受日本的教育。大部分台湾儿童在上小学前不会讲日语。台湾人将小学称为“公学校”，而住在台湾的日本人称“小学校”，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台湾儿童在满六岁后就不得不成为两种语言的生活者（bilingual）。然而使用两种语言的一个优点便是可以接受两种文化。有人成为漂流在两种文化间的不幸者，也有人发挥了这种长处。比如，在看待问题时，可以用双重视点来观察。无论如何，站在A和A'两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比站在一个视点上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选择性就越大，得出的判断也更为正确。从经历过复合文化的角度来看，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较为相似，香港和新加坡略有差异。韩国和台湾的居民在本土有着较长的生活历史，日本在入侵后施行了文化强制政策。香港和新加坡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但进入的是具有中国式生活方式的人。香港原本是经营渔业为主的小村落，从人数来看较少，所以文化冲突并不严重。
虽然“复合文化经验圈繁荣论”不是唯一关键因素，但也不能因此便彻底推翻“儒教圈繁荣论”。儒教自从为体制收编后，其赞美论居多，近年来的繁荣论便是其一，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也曾出现过反儒教？
第六章 儒与近代111111的论点。
明末思想家李贽（1527—1602），字卓吾，出生于福建晋江一户*教信徒家中。李卓吾为科举举人，在云南省姚安府知事手下做事，属阳明学“左派”，后来剃发并热衷于佛教研究，曾北上进京，会见利玛窦（Matteo Ricci，*教会神父，中国传道之先祖，1552—1610）。
儒中的儒批判（2）
他主张由阳明学“良知学”发展而来的“童心说”。由于多余的知识和旧习会歪曲人心，因此保持未受外界影响的孩童之心才是至高境界，并将此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例如，汉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轻时与一位名为卓文君的女子私奔。卓文君是成都大富豪之女，司马相如是一介文学青年，且品行不端。私奔后，司马相如没有能力养活妻子，便在妻子娘家门前开了一家酒馆。卓文君负责为客人结账，司马相如负责洗盘子。虽然卓文君与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但是其父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