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徒的传教士们决定允许中国教徒向祖先和孔子的排位进行礼拜。一时间，耶稣教会的传教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
典礼问题（2）
天主教中的多明我会（拉丁文 Ordo Dominicanorum）以及托钵修会都没有像耶稣教那样采取了“适应主义”，而是施行了“严格主义”，所到之处自然是困难重重，传教毫无进展。后来，他们将耶稣教的成功传教称为“异端”，向罗马教会告发，于是展开争论，这实际上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立。当时在宗教裁判所中掌权的是多明我会，也就是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学说当作异端的会派。他们绝不允许教徒向祖先或孔子进行礼拜。
结果，明朝政府将多明我会和托钵修会的教徒驱逐出境。事情发生在 1637年，也就是明朝灭亡的七年前。被驱逐出境的多明我会回到欧洲，在 1643年向罗马宗教裁判所告发，也就是明朝灭亡的前一年。
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了宗教裁判所起草的敕书，禁止中国的信徒参加对古人以及孔子的参拜仪式，当时是 1645年。
中国的耶稣教会教徒在接到教皇的敕书通告后，了解到这是由于错误的上报内容所致，于是决定上告。按照耶稣教会的解释，对故人以及孔子的参拜并非宗教行为，而是一种“缅怀”。他们搜集了大量的证据上报宗教裁判所，以证明对故人和孔子的礼拜是种纯粹的市民行为。所谓市民行为是指，对于市民来讲，在道德上是理所当然地应当执行的一种行为，而并非是与基督教相抵触的异种宗教活动。
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受了耶稣教会的主张。
多明我会和托钵修会仍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清朝虽然是满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仍将儒教作为统治理念，与以往历代王朝无异。这令那些对中国儒教体制的道德和风习毫无敬意，只是将其诽谤成“偶像崇拜”、“迷信”的外国宗教家们无法忍受。
采取适应主义的耶稣教会，仍将北京定为传教的重点，希望利用科学知识获得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的信任。这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成效，德籍传教士汤若望（ 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甚至被任命为钦天监（天文台长）。这意味着耶稣教会的西洋人夺取了这一职位。自元朝以来，这一职位一直被掌握*系历法和大统历法的人所把持。实力决定竞争结果。耶稣教制定的历法为“实宪历”，也被称为西洋新法。
汤若望得到了顺治皇帝（ 1643—1661年在位）的信任。但在康熙初年，汤若望遭到嫉妒得发疯的*历法家杨光先诬告，被判死刑。原因是，汤若望在推断荣亲王安葬之日时出了差错。经过太皇太后的斡旋，汤若望才被免除死刑。但自此后基督教被禁，所有的修道士被捕。以上事件发生于 1665年。被送往广州的修道士们，发誓要遵守耶稣教会对中国典礼作出的解释。然而其中一名多明我会教徒从广州潜逃，在罗马开始了反中国典礼的活动。于是教皇克来门特九世发布敕书，宣布前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颁布的接受中国礼典的敕书无效。
康熙皇帝学识渊博，曾与指责中国典礼为迷信的福建宗座代牧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进行辩论。然而颜珰对中国经书一窍不通，更不要说关于典礼的争论了。康熙皇帝批评他“站在别人的大门外，还要对屋里的事情大加指责”，并对其严格查办。颜珰被迫流亡国外。
“the Bull Exilladie”为拉丁语，意思是“自那一天”。
典礼问题（3）
1715年3月15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了新的教皇令，被称为“自那一天”。主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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