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莽的阵营中。
原来赐予匈奴首领的印为“玺”，王莽将其改为“章”。玺乃王印，而章为诸侯之印，这意味着匈奴首领被降格为诸侯。并且王莽将匈奴的名字改为“降奴”，这无异于向匈奴挑衅，结果引起了叛乱。王莽认为重视序列才能体现儒教的精神，于是将官名、地名都改为与周朝一致，比如长安被改为“常安”。改称匈奴为“降奴”后，“新”王朝的外交变得困难重重，后来又改称匈奴为“恭奴”——反复无常，如同儿戏。
从教条到教养（2）
据《论语·子路》记载，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王让您去主持政治的话，您首先会做什么呢？”孔子答曰：
必也正名乎！
“正名”的意思是纠正名分，使名与实相一致。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意思是，是这样的吗？那您就太迂腐了，纠正名分有什么用呢？
卫国灵公死后，其孙出公即位。灵公太子（后来的庄公）因与其夫人不和，出逃。太子认为他如果再回国，会令他的儿子下场可怜，于是决定在国外活动。正所谓父子之争。对此，子路询问孔子，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对策，孔子答道“正名”，子路听后觉得索然无味。有诸多棘手的问题等着解决，而孔子却选择以正名为先。
孔子责怪子路，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应当先正名分。所谓的名分是指，谁是国君这一问题必须明确。而并非局长改称部长，副知事改称为知事。
王莽所为或许也是出于“正名”的考虑。然而改称“匈奴”为“降奴”，之后又改为“恭奴”——这决非“正名”。至于地名和官名的改称更是什么也算不上了。不过是“随意改动机构名称”罢了，除了增加麻烦，毫无意义。
儒教具有流于形式的弊病。王莽对“正名”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如果原本就意识到其本身具有流于形式性、教条性的弱点，那么在采用时就应当尽量避免。儒教的教条主义的愚昧在元帝和王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避开了教条主义，儒教开始向教养主义倾斜。虽然儒教具有国教性地位，但是排他性较弱，作为众多教养之一，即oneofthem，仅仅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譬如，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匡复汉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是一位学习儒教的君主，同时还研究谶纬等预言书之类。谶纬不属于儒教的范畴。据文献记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57—75年在位）是中国最初的佛教信徒。他对佛教理解到什么程度尚不明确，然而由“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可看出，他不仅是黄老之信徒，而且还是佛教信徒。
老庄一派也在佛教的影响下，组织成立了教团。其中“太平道”道教集团的叛乱拉开了三国*时代的大幕。同一时代，四川方面存在着名为“五斗米道”的道教集团，后来为曹操（155—220）所降伏。
儒教通过向道教和佛教学习，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道教同佛教间经常展开论战。*佛教的发端便是由道教方面挑起的。儒教却不曾参与论战。
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其中最后一宗，即后周世宗，是在955年施行“废佛”，严格来讲，并非“废佛”，只是规定僧尼在出家时要通过考试，对堕落的佛教进行了改革。而其他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446年）、北周武帝（574年）和唐武宗（845年）。北魏太武帝的发难是由道士寇谦之和道教信徒崔浩挑起，北周武帝发难的主角是道士卫元嵩和张宾。唐武帝废佛，即所谓“会昌废佛”，是由道士赵归真的调唆而引起。据说当时留学于唐的日本僧人圆仁（慈觉大师），也被强制还俗。
在北周武帝施行的废佛中，除儒、道、佛三教外，还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