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便不难理解了。毕竟焚书坑儒不是秦始皇的特权。
有朋自远方来（3）
孔孟和老庄是缠绕在一起的绳，之所以能够拧在一起，与他们都属于反体制的本性分不开。“反体制”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墨子的博爱主义也好，杨子强韧的个人主义也罢，或许都以不同形式，多少融入了“儒”中。尤其在反体制这一立场上，墨、杨两家的思想尤甚。
相传，杨子姓杨名朱，庄子的姓名为庄周。两者读音有相似之处，因此有人猜测杨朱、庄周实为一人。
在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时代，思想家们都在思索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站在对立面的为政者对此极其反感，不愿施行改革。然而时代发展到了转折点，就必须选择改革的道路。诸子百家的思想虽然被体制接纳，例如儒学发展为体制化，墨学曾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让步、妥协，甚至不得不摒弃部分思想。
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儒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痛斥儒教在汉代时便卖身于体制，具有极度的保守性。五四时期的反儒活动中，曾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诚然，儒教的保守性阻碍了近代化的进程。
19世纪末，遭受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打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主要是以俄国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参考，来施行革新运动。领军人物便是康有为（1858—1927）。他们的革新运动在保守派压制下，以失败而告终。1898年，史称“戊戌变法”及“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失败后，有人曾被逮捕，甚至被处以死刑。康有为几经周折终于逃脱，经由香港亡命日本。
经过这次轰轰烈烈的改革，领军人物康有为在流亡后变得极其保守，甚至沦为“保皇派”，因此备受谴责。然而作为学者，他却是一流的大家。其代表作有《孔子改制考》，发表于戊戌变法的前一年（1897）。
《论语》中有一句孔子的名言
——述而不作。
这是《述而》一篇的开篇之句，也是该篇篇名。意思是说，孔子他本人只是传授了别人之言，而不是由自己创作的，即只是祖述者并非创作者。该言论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孔子的谦逊之词。
然而，康有为认为孔子不仅仅是祖述者。孔子将周公制定的文物制度作为理想社会的规范，即礼乐，因此周公才是“儒”的创始者，孔子是其祖述者——孔子自己这么说，于是世人便信以为真。康有为将这种言论完全推翻，他认为，孔子理想中的礼乐，实际是由孔子自己制定的，只不过是假借周公之名罢了。
孔子生活的时代距离理想社会过于遥远，而将来或许会比较接近理想。孔子虽然为未来作出了设计，却假托了古人之名。也就是说，孔子为了实现改变现状的理想，借用了“周公”的权威。孔子真正的目的是改革——改变制度。《孔子改制考》便由此而来。这样一来，儒之先师孔子就不再是保守者，而是改革者，作为儒生，也应该学习先师，不能“述而不作”。尝试政治革新的康有为便做了孔子忠实的学徒。
孔子是改革者的说法，与儒家的文献记载中有多处相抵触的部分。
康有为便写了另一部《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并非指新的学问，“新”是篡夺前汉王位的王莽所建立的王朝之名。王莽为了将其篡夺政权的行为正当化，便使人伪作了许多经书。伪作者为刘歆。根据康有为的著作可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教文献不可全信。这种做法并非康有为的独创。四川出身的大儒廖平（1852—1932）便对此有过论述。
在通往近代的入口前，康有为将儒教作了一番装扮——儒，即孔子，并非阻碍近代化的保守怪物，而是叩响近代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