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还不算太糟糕。
特别是抗战初期的两年，新兵以自愿参军为主。1939年前后开始抽丁，就是各家抽签决定谁参军，除了少数急于立功的地区，大部分的情况都比较正常，而且壮丁死亡率也很少超过一成。
但这玩意儿是愈演愈烈的，因为国府对基层和军队控制力奇差，导致许多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把抽丁参军作为谋利工具。加上1940年征召兵额突然变多，而且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府拨发的征兵款本来就不够用了，被层层侵吞后所剩无几，连壮丁一路上的饭钱都不能保证，于是壮丁死亡率呈几何倍增加。
根据蒋梦麟的回忆录来看，他1941年夏天访问一个壮丁收容所，700名壮丁从广东曲江走到贵阳，竟然死得只剩下17个途中无人逃跑，因为赤地千里，就算逃了也是死。
蒋梦麟遇到的应该是个特例，毕竟97。5％的壮丁死亡率也太恐怖了（送兵的懒得给他们烧开水喝，也不准他们自己生火，于是路上喝生水集体患了痢疾，得了病自然更不可能给药医）。
在座的都是报界人士，他们对壮丁情况有所了解，但都只停留在前两年的老印象中，还没对今年的情况有新的认识。
成舍我说：“《立报》的记者不够用啊，别说是外省，就是川内也没几个记者。”
张恨水笑道：“我亲自到湖南或广西走一趟吧，就当是沿途采风了。”
史量才说：“这个新闻视角有点意思，《申报》可派三名记者采访。”
张季鸾道：“《大公报》也派三名记者。”
显然，这四人都还没引起重视，因为国家需要士兵打仗，抓壮丁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周赫煊也不刻意说服他们，等记者采访回来就知道厉害了。他说：“我是这样计划的，每省派去三名记者，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名义，沿途采访壮丁收容所。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能暴露记者身份，把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再回到重庆来进行汇总。”
成舍我苦笑道：“《立报》真没那么多记者可派。”
周赫煊说：“记者不够就另外再招，但派出去的记者一定要可靠沉稳。”
“行吧，你也是股东，你说了算。”成舍我没再拒绝。
张恨水道：“我亲自去湖南。”
“记者们的红十字会身份我来解决。”史量才道，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那就拜托了！”
周赫煊说着又强调：“我再提醒一遍，记者不要擅自发稿，因为这会影响民众参军报国的积极性，也会严重打击前线官兵的士气。”
“明白！”众人听周赫煊说得郑重其事，也都开始重视起来。
三份报纸的记者很快被派出去，不到半个月，周赫煊就收到第一封记者来信。
那记者负责川东地区的采访，在信中如此说道：
“周先生敬启……我出发的第二天来到万州，那里正好有一支湘西来的送兵队伍……我的红十字会身份让他们放松了警惕，兼且我随身带着药品，所以他们对我非常敬重。领头的人还向我打听买药途径，说想顺便买些特效药回去倒卖……壮丁的惨状令我触目惊心，他们大部分是被抽丁入伍的，但每人的安家费竟只有1元钱（是1元法币，不是现大洋）……”
“我又向送兵的那些人打听，他们也不加隐瞒……从湘西送壮丁到重庆，每个壮丁的沿途伙食费国府拨款3元，这在两年前还勉强够用。但随着物价上涨，3元钱的伙食费都不足熬粥喝。而当地团管区司令竟每人克扣1。8元，只剩下1。2元用于壮丁伙食，这剩下的1。2元伙食费还要被送兵的人克扣……”
“壮丁们长期翻山越岭，体力消耗本就严重，他们却每天仅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