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一定。等手上的项目有眉目了可能把握大些。还是你们商学院好啊，我们找faculty几乎不可能，只能去公司，就算公司，钱也没你们多。”
小姑娘耳朵尖，听到了，问我们：“到公司有多少钱啊？”
“看公司了，看地方，都不一样的。”老方说。
我说：“你们化学系挺好的啊，有机的，你以前的师哥小陈，去芝加哥了，好像能有八万左右吧。”
“八万那也不多啊。”她说。
“哎哟，现在的年轻人口气真大啊。”喜雅说。
我说：“八万拿工资的来说算很不错了，特别是中西部。”
她说：“是吗。”
鲁萍说：“你们谁有认识年薪十万以上的帅哥，给我们小姑娘介绍介绍。”
我们都笑说好啊好。小姑娘说：“鲁萍你再开我玩笑，我就不理你了。”
我们来到美国的第七年，生活总算是仿佛有了一线曙光。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疲倦了，用庄子的话说，怠矣。
我其实不是很明白这种疲倦是哪里来的，也许是来自生活本身的压力，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两个人日复一日地相对而导致的重复感，也许是因为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反正我们已不大像从前那样，劲道十足地过日子。
刚到美国时，我们没有车子，每周从超市买好菜，拎着七八个塑料袋，哼次哼次走三十分钟回家，一点都不觉得苦。
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上门教英文讲圣经，我们是认真而热忱的听众。暑假我们打工，夜晚回家，坐在客厅里，各自数着收入，比较谁赚得更多。
丁丁会从网上下载菜谱，买来生鸭子，兴致勃勃地用牙签缝上鸭子的屁股做北京烤鸭。
什么时候起，这样清贫但是开心的日子就过完了呢？什么时候起我们互相不再亲密？必定有个转折点，但七年时间实在太长，把一切都模糊掉了。
她找的医院不错，同意报销我的往返机票，让我陪她到当地安顿好。初秋，我们来到棕榈树下的加州。我们用了一天时间找到一个公寓，签了合同。第二天一早，我搭飞机回去。我离开时天色未明，她依然睡意朦胧，我看着她盖着被子的模糊的身影，突然觉得就这么把她一个人留下来，十分不忍心。她动了动身子，问我是要走了？我说嗯，你再睡。本来想亲亲她，但是我没有。站了片刻，我就轻带上门走掉了。
夏天的年会里，我得到几个campus visits。一轮面试下来，三个学校给了我offer。我权衡利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去附近那个小学校。他们给的钱还过得去，教学任务也不重。学校在乡下地方，但是我想，这挺好，房子便宜，民风淳朴，适合养小孩。
感恩节前夕，我跟对方签约。合同寄出后，天色向晚，我呼吸着清冷的空气回家，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总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了，七年之后。
在马里兰大道跟杰弗森街交会的红绿灯下我遇见秦雯。她是电子工程系的学生。她问我去不去中国教会的感恩节potluck。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有数千华人，其中的基督徒集资买下学校附近一个教堂。逢年过节，教堂常有类似的聚餐会。
“不大好吧，我又没带东西。”
“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没带。走吧！”她拿出山东人的豪爽来了。
路上我们又遇见两个老中；是建设部过来的访问学者。多年前，有个跟我们学校有渊源的生意人做到建设部一笔大单子，很赚了些钱。作为回报，他每年资助两个建设部的人到我们学校作学术交流。说是交流，实际上是人员的单向流动，亦不含学术成分。这个项目说穿了乃是他们单位的一种福利。
其中一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