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访求遗书竟然变成了查缴禁书。
皇上对危及清朝统治的禁书的注意，可能从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案就开始了。据说，当时他曾想搞几个震慑人心的大狱，让人们将私藏的明末清初野史自行烧毁。在审结彭案的谕旨中有这样一段话：“彭家屏之败露，岂由嵬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但以后的实践表明，光靠臣民畏祸而自行烧毁家藏禁书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要一劳永逸地消灭汉人中间根深蒂固的反清意识，就只有把一切禁书统通烧毁，至少要加以删削、改篡。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诏“览辑古今群书”，说得冠冕堂皇，十分动人，而骨子里已寓有借此查办禁书的深意。至三十九年八月，则明令查办以明末清初野史为重点的一切禁书。
然而，实际做起来又谈何容易？首先是各省督抚等地方官员不够重视，彼此观望，有的则怕稍有不慎，把自己也牵连进去。其次是藏书之家也因谕旨的口气温和，压力不大，因而迟迟不动。为排除种种障碍，皇帝从四十二年起连续制造了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等几起大狱，使全国，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很快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在王、徐两案的煽动下，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甚炽，地方官吏一见检举旁人收藏逆书，便不分青红皂白立案严办。皇上虽然纠正了某些荒谬已极的错案，但为不断加强政治高压，迫使人们迅速呈缴禁书，又在制造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字狱作为加压的杠杆。这一时期大部分文字狱都是因查办禁书而起，其中多由恶棍挟嫌诬告或藏书人畏罪自首，因而文字狱在当时被称为“书祸”。由此可见，文字狱作为查办禁书的组成部分，服务于这一政治运动的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乾隆朝第二个高峰时期的文字狱异于一般文字狱的独特之处。（31）
在皇帝关于查缴禁书的严旨督催下，各省纷纷行动。一般都是先行“刊刷誊黄，遍贴晓谕”，造成声势，劝告藏书之家尽量呈交；继而又派出专人，或指定地方士绅、各学生监，深入民间详细察访。如江西省“传集地保，逐户传谕，无论全书、废卷，悉令呈缴，按书偿以倍价”。浙江则将候补教职人员分发原籍，因亲及友，清查禁书，并规定：“将来即以缴书多寡，为补用名次后先。”在各级官吏的威胁利诱下，全国各地先后缴出大量的违碍书籍。这些书籍，先在各省进行初步甄别，由地方官员分门别类，开其缘由，缮写清单，具折奏进；然后把书籍逐一包封，连同版片一起，派员解缴军机处。此外，“匹库全书馆”也对各省采进本进行反复审查，查出禁书亦交军机处。军机处收到这两条渠道解交的禁书，按韵编号，再交给翰林院官员，将书中“悖谬”之处逐条写成黄签，贴于书眉，或将应毁原因摘要开单呈进，经皇帝最后批准，即将书籍送到武英殿之字纸炉前，在军机处满、汉司员的监视下点火销毁。
随着查缴禁书活动的开展，查缴禁书的范围也日渐扩大。最初，所禁书籍不过是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伪妄诗文”，至乾隆四十二年《字贯》案发生后，禁书范围扩大到了当代人的著作，乾隆四十三年又将宋人谈抗金、明人谈反元时“议论偏谬尤甚”者也列入销毁之列。乾隆四十四年又先后扩大到某些地方志、戏曲剧本，以及“天文占验、妄言祸福之书”。在二十多年时间里，有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的书籍遭到了禁毁，民间惧怕得咎而私自销毁的更无法数计。（32）
乾隆朝文字狱·五（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六年）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广东番禺人屈大均诗文多有触犯清廷忌讳处，前于雍正八年通谕销毁，至本年查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