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有“省元”身份的人，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颇为提倡“文武并重”，但长久形成下来的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
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也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且，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凡涉案之人，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若依着史迁以来形成的观点，这就有点类似于“酷吏”了。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士大夫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的。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不过，不管怎么样，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是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又岂会轻易收手？但是，最让范纯仁忧心忡忡地是，按理来说，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当今皇帝之英明，又怎么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是，即使是皇帝病重，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当今皇帝是极能控制自己情绪，不以一己之喜恶而行事的明主，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那范纯仁只要想一想，都会心惊肉跳……
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也不更衣，便将自己关进书房中，范府的家人也都习以为常，并不敢打扰。只由得他在书房中反复研读陈世儒案的卷宗，尤其是那些奏折后面的朱批。
皇帝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愤怒。“禽兽行”、“负朕”、“名教罪人”——这样语气激烈、让人触目惊心的词，举目可见。但范纯仁从这些批复中反复揣度，皇帝的一腔怒火，大多都是针对苏颂的。也许，皇帝的确是在猜忌苏颂循私枉法。除此以外，皇帝恼怒吕公著也溢于词表——虽然即使从舒亶所说的案情来看，吕家真正大力周旋，为陈世儒、李氏求情的，其实还是李氏的生母吕氏，到现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吕公著一定知情。但吕家屡屡陷入丑闻当中，无疑会让皇帝感到不快——吕公著因为族人在湖广的弊案，刚刚被贬到大名府没多久！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皇帝并无一语及于司马光。甚至也没有谴责苏颂、吕公著结党营私的意思——范纯仁原来最怕的，就是担心皇帝想到“结党”上面去。旧党旧党，虽然朝野都习惯于叫“旧党”、“新党”甚至是“石党”，但是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亦或是所谓的“石党”，都是不肯承认的。而皇帝虽然知道这些叫法，但也只是当成一种政见的划分来看待，倘若真的以为皇帝就能认可朋党公然存在于朝廷之上，那未免就太天真了。
皇帝才懒得分辨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
石越这么小心翼翼，又有大功于国家——这是朝野无论谁都承认的，但一个捕风捉影的“石党”，便令他被闲置这许多年。苏辙也因为是传说中的“石党”，被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地赶出了汴京……
而旧党一向是以君子自居的。
君子无党。
如果“君子们”被皇帝认定为结党，那“君子”也就成了“伪君子”，后果真的不堪想象。
所幸的是，暂时还看不出皇帝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也不敢高兴，谁能料到吕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