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于是，刘心武特意跑到那个村子，告诉那里的农民，如何这般地编出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惜，任凭刘心武怎样解释，农民就是无法圆满地编出这样的故事来。结果，《大路歌》自然也就不能出版了。这件事给刘心武的触动很大，他由此产生了放弃胡编乱造、力求写真实生活的想法。
这年夏天，刘心武在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偷偷地创作起《班主任》。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77〕
写完之后，刘心武自己看了一遍，难免“心里直打鼓”，因为他明白，这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发表欲的强烈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打算把稿子寄出去。没想到，在邮电局却遇到了麻烦。那位女工作人员把刘心武的大信封认真地检查了一番，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信封，便神情严肃地告诉刘心武，稿子里不能夹带信件，否则要收一元钱。刘心武一想，这可就划不来了，因为稿子当印刷品邮寄不过才几分钱。这位工作人员居然要一元钱！一气之下，刘心武索性不寄了。随后找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拿出稿子，“再仔细看了一遍，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最后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78〕过了几天，他找了另外一家邮电所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最后，由张光年拍板，这篇小说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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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4）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映颇为强烈，尤其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之后，影响就更大了。那时，《人民文学》每发行到一处，那里的读者就会来信。从当时的反映来看，褒贬不一。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这些著名作家，“很快站出来支持”。但是，“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批评说，谢惠敏这个人物歪曲了团干部和进步青年的形象。也有人表示不满，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一片光明。有人甚至给有关部门写信，指责小说是“解冻文学”。
这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又在大力介绍《班主任》，称刘心武是中国“伤痕文学之父”。而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当事人侧目”。因此，刘心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79〕
就连外国人也有同感，多年之后，有位日本朋友见到刘心武还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了？”
应当承认，刘心武写这篇小说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20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我确实有‘闯禁区’的意识。因为，如果我还是个中学教师，可能我不懂；但那时我当编辑了，在那个敏感的圈子里，我知道有话要说，知道有点儿冒险，也感到有点儿怕。”〔80〕当他寄稿子的时候还想到其中的危险，正如他所说：“我的政治生命也全在这里面了”。〔81〕以致20多年后，刘心武回忆起来还觉得“恍若一梦”。
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祈求的文章。”〔82〕
对于这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有较高的评价。荷兰一所大学的教授这样写道：“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称赞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