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政权迭起，每一个政权都与南方的人一样野心勃勃，但是每一个政权的政治野心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怪圈。那就是每一个政权都必须崛起与杀戮之中，而他们又没有东晋朝廷的的文化特点，所以每一个政权相对东晋都结束得特别快。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是建康朝廷大量使用皮纸来作为公文导致的，北方人和中原人始终没有这个技术力量的支持，没有可以和东晋半壁江山发行公文的效率相抗衡的。我们南方的效率不在军事上，而是在文化上面。而北方和中原依然需要军事上的杀戮，就是依靠马上得到天下，依靠战马和骑兵的杀戮，依靠血腥的统治。而我们南方，对于这样的局面也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始终希望皮纸的效率传播到北方去，我么开始鄙视北方人和中原人，这是我们的狂妄自大与虚荣心作祟。
骄傲、狂妄与自大，也是导致我周家失去成都的唯一原因。中原的人士终于开始懂得需要皮纸来办公，所以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前赵后赵还有冉魏国等相继灭亡，都是因为对此一窍不通。而前燕前秦的崛起，他们已经开始学习着使用这一技术手段了，我们与朝廷上下都想对中原封锁这个技术，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到封锁。桓家与周家和前秦苻家的人，就是用皮纸技术来交易奴隶的。
朝廷里是想封锁，所以我们暗地里和秦国人交易，朝廷不卖纸张生产技术，所以后来朝廷里就先是得罪了燕国慕容家族的人，后来是得罪了秦国苻氏氐族家族的人。燕国和秦国不免一战，与前赵和后赵一样，都是关中与中原两个强者之间的较量。关中的前赵败给中原的后赵，而中原的前燕国败给关中的前秦国。这期间，在就是前赵后赵南下中原对西晋的沉重打击，还有燕国鲜卑族人南下打败后赵国，两次从北向南的打击都是北方取胜，而两次东西方向之间的较量则各有胜负。而我们东晋，一直想扩大自己，我们也的确做到了，从开始经营江南，把整个江南打点起来，打点的时间比三国吴国的时间已经超出了，这就是东晋的贡献，这其中桓家与我周家的奉献是很关键的，我们处于东晋顶峰时期，东晋皇族司马家族的命运可以说都是捏在我们手里。
……啊！要我周仲孙态度端正一点，不要想歪了？？写出狡辩的话来？什么叫想歪了和狡辩？西晋玄学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说话的，到了东晋，我们难免还有一些习惯。我们认为辩论是高贵的，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能够狡辩，去想千秋万代的事情，就是想歪了不现实？你们这等刁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高贵……。
刘曜灭国那伙儿，我大爷爷周抚已经洗脱了王敦兵变中的“冤枉”，他开始接替甘卓的重要职务，甘卓死后襄阳城里一度混乱，朝廷为了陶侃甘卓这两个人组织出来的这一支力量而烦恼。他们毕竟帮助建康朝廷剿匪有功，要消灭这支当初功劳至伟的队伍，建康朝廷没有这个胆量。而放任不管朝廷也是绝对不会的，所以就把这支力量集中在荆州以北的襄阳城，以用来抗衡中原南下的后赵国石勒家族。陶侃甘卓的这只力量，实际上是给北府军做出了一个榜样，朝廷就从陶侃甘卓这里得到模式，依照葫芦画瓢，在京口建立北府军营地，既用来对付北方南下又要“伺机”收复北方，另外，就是对付长江中游各个势力对朝廷的威胁。
陶侃甘卓的力量主要来自江西安徽，让他们离开江州，这等于朝廷不希望江州驻军太多威胁到朝廷了。一度发生的王敦、苏俊事件，都是和这个政治格局有关。大爷爷到襄阳，当年和他一起投靠王敦的将军邓岳，也是差点在王敦兵变中被朝廷治罪，邓岳后来跟着陶侃一样到广州去了，这是与陶侃一样为了政治避难，我大爷爷周光当年要捉拿的，就是周抚和邓岳两个人，结果一个都没有捉就都放了。邓岳和周抚逃到梁州荆州交界的一带躲避了一段时间这才出来请罪。随后就是邓岳自愿到广州去杀贼，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