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人正拼死地打一个人。
我急刹车跳下三轮车，用短筒防暴枪朝他们头顶射击。
他们正在打一个姑娘并企图强奸她。
我开枪后，大多数人四处逃散。但有一个人掏出手枪反抗，于是我向他开了枪。我记得我是瞄准他的胳膊开枪，可却击中了他的肩膀，并撕裂了半个胸膛。这家伙被打得飞出两米多远，很有可能倒地前就玩完了。
还有一人边跑边用手枪向我射击，稍稍过了一会，我才反应过来应向他还击，这时那人猛地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那姑娘下半身裸露着，茫然地四周看看，看见了那残缺不全的尸体，一边喊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跑了。我知道当时我应该阻止她，帮帮她，可那会儿，我怎么也喊不出声，双脚像钉在那儿一样。这时玛丽走过来。
“怎么了？”她尖叫着，看到了那个死人，“他，他干什么了？”
我站在那儿，呆若木鸡。
这两年，死人我见得多了。可这一次不一样。由于电子元件出故障而被挤死，由于作战服出了问题而被冻死，或是被那些你无法理解的敌人打死，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高尚不高尚。在那种情况下，死人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可在这古老的伦敦街头，为了抢、偷那些大多数人愿意给的东西而死……唉！
玛丽拉着我的胳膊：“咱们赶快离开这儿，不然警察……”‘
她说得对，我转身走了一步就摔在水泥路面。我看了看那不中用的腿，鲜红的血正从小腿上的一个洞中突突地往外冒，玛丽从外衣上撕下二条布给我包扎伤口。我觉得伤口不太大，还不至于让我休克，可我耳鸣得厉害，头重脚轻，眼前一片模糊。然而我还没死，还能听到远处传来警笛声。
幸运的是那姑娘也被警察抓到。警察让我们处于催眠状态中，然后核对在催眠状态中的供词后，就让我走了。
我和玛丽都想去乡下走走，散散心。可到那一看，情况更糟，到处是强盗，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村庄、农场抢劫，杀人、放火之后就逃进森林，以此谋生。
即使这样，英国人还说他们国家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从我们听到的有关法国、西班牙，特别是德国的情况来看，也许他们说得对。
我和玛丽商量后，决定缩短旅程。在真正适应这陌生的世界之前我们决不再出门。
飞船航运公司退还给我们一部分钱后，我们乘传统航班飞回了美国。
尽管我的腿伤已基本痊愈，可在飞机上还是阵阵抽痛。近二十年来，由于枪伤病倒的人太多，他们对这种伤的治疗技术大有长进。
我和玛丽在伊利斯分手。她对乡村的描述吸引了我，于是我们约定，我到华盛顿我妈妈那住一两周后就去找她。
我摁响门铃，一位陌生女人把门打开1O厘米的一条缝，往外瞅着。
“对不起，曼德拉太太住这儿吗？”
“哦，你一定是威廉。”她关上门，解开锁链，把门敞开。
“贝思，看谁来了！”
我妈妈从厨房来到起居室，一边用手巾擦着手：“威廉，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一言难尽。”
“坐，请坐，”那女人说，“我给你拿点饮料，回来时，你再讲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妈说，“我还没给你们介绍，威廉，这是朗达·怀尔德。朗达，这是威廉。”
“我一直期待着见到你，”她说，“贝思对我说过你所有的情况——来点冰镇啤酒？”
“好。”这是个挺漂亮、挺招人喜欢的中年妇女。只是我从来没见过她，我问我妈妈她是不是我们的邻居。
“哦……还不只是邻居。我们住在一起好长时间了，所以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