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一代史学大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一组（后来的历史学组）组主任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对自己的出处做出决定，傅斯年即一肩扛下，“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然而，当陈寅恪于1942年从香港脱难转赴桂林之后，即拟领“专任研究员薪留桂”，暂不欲往史语所的常川驻地四川李庄一行，傅斯年便不以为然，主张陈寅恪如果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傅斯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组织通则明白规定：“专任研究员须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寅恪不能为例外。傅斯年向陈寅恪剀切言之，自己的办事原则是：
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面对傅斯年的要求，陈寅恪委婉以对，只说自己可能“迟早必须入蜀，唯恐在半年以后”。话虽如此，然而，他始终未曾踏入李庄一步。
坚持以“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为信念的陈寅恪，在战争困局下，“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终于奋力写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两部巨著，学术成就可观。然而，学术是一回事，规矩是另一回事，对比于傅斯年的行止，陈寅恪大概难被视为公务人员的模范。
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就业绩空前未有。只是，那些学术成绩的基础，并不只局限在学术范畴之中而已。身为学术社群的领导人，在“私”领域，傅斯年以身作则，无可挑剔；在“公”的范畴里，傅斯年于“人情”与“规例”之间，谨守分界大防，也无可诟病。显然，所长之所长，应该就是对“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拿捏得当，与同仁相处相得。在傅斯年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里，史语所所长任内的一切，总会有诉说不完的故事；他的所长风范，也必在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1）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里广受推崇（当然，也颇受批判）的钱穆，著作等身，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钱穆的众多著述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回顾记录了不少现代的学人风采与学林往事，深富兴味。可是，即如钱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时的述说，这部书的文字“太洁净、太含蓄了”，因此，“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第13页）。例如，钱穆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忆，就很有意思，颇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间。钱穆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147页）
所谓“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确是历史实情。正如史语所创所*之一，后来也接任所长的考古学大师李济的指陈，傅斯年专门铸造了“拔尖主义”一词，意指网罗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第69页）。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邓广铭的回忆，傅斯年自己与史语所同仁于1930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针度与人”，也兼有直接为史语所考评选拔新血的用意。（见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第8页）
至于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