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要走。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确实是受够了痛苦和某种程度的绝望。那位女警察一直送我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她跟我解释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有时候，好人坏人并不是一眼能够分辨清楚的。在北京，任何一个行为怪异的人都会受到置疑。北京的老百姓警惕性是很高的，但有时候也有些过敏。她一边跟我解释一边送我出门。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她坚持这么做。她脸上挂着和善的笑意。她也是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留着马尾辫，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她跟我说，她是诗歌爱好者。有时自己也写一点诗，但是写得不像话。她不敢投稿，只是写给自己看。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她和她的同事，一个爱诗，一个不读诗，于是人性就成了两种样子。诗歌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并且有情感的温度。我在这个小小的派出所里见证了诗歌的无用，也见证了诗歌的伟大。”
哑马的目光一下子仿佛深邃起来。他咽了口口水，接着又喝了小半瓶啤酒。他喝了啤酒，确实谈兴甚好。
“……流浪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开始的，预示着今后日子的艰难。一个身份不确定的人是很难在这个社会混下去的。虽然我认为我的身份是明确的：我是诗人。但是那些‘正常’的人不这样确认。那些不读诗的人通常会排斥你的身份。他们只对两种身份顶礼膜拜：有权的或有钱的。他们对自己感到自卑，可是对我却十分傲慢。任何人都觉得可以在我之上，可以俯视，也可以蔑视。不是吗，老兄？
“我从那个招待所里出来了。我不能再在那个地方住下去。我不能忍受那些服务员的钉子样的刺人的目光。另外的原因是：我口袋里已所剩无几。我节衣缩食，一分钱掰做两分钱花，但是我也快把钱花完了。在这期间，我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我告诉我父亲，我现在在北京。北京很好，我也很好。我没有提钱的事。我提着旅行包，一个人在胡同里乱走。我想我要去哪里呢？我想我应当找一位诗友，先吃一顿好饭，然后再商量下一步的打算。我坐在街沿上，从包里翻出了通讯簿。我记得上次开青春诗会的时候有几个北京的诗人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翻到了吕盛的名字。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家伙是诗人兼画家。他开了家小画廊，就在紫竹院附近。我记得他是一个爱喝酒的有水泊梁山味的家伙，身上有股‘大哥’气质。
“他那天正好在他的小画廊里。很小很小的画廊，专门卖油画。他正穿着一件T恤在那里叮叮哐哐地钉画框，就他一个人。他看见我来了很高兴。那个年头，诗人见了诗人都很高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比方我见到了你老兄。我们凭《国际歌》找到同志。
“他请我在胡同口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涮羊肉。我们喝了整整一下午的啤酒。我跟他说了我的经历，包括小朱老师的事。我告诉他，我口袋里已没有几个盘缠了。 吕盛笑呵呵地说：你到我这里来还用得着什么盘缠？兄弟，我的就是你的。你愿意在我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你在我这里，不会有派出所的人来找你麻烦。我跟我们这儿的片警铁得很。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那些胡同老太太也不敢管我的事，我在紫竹院这一带可是混出了名头的。住嘛，你也可以住在我家里，也可以住在这个小店里。随你的便。但我希望你住在我家里，我们可以聊天，喝啤酒，谈诗歌，谈女人。
“诗人就是这么豪放，互相温暖。 四海之内，诗人皆兄弟。我刚刚被北京搞坏的情绪顿时好了起来。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伏，有黑暗又有光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也是住在老胡同里。很长的胡同，灰色的平静的胡同。那是生活的颜色和质感。他就住在四合院内，有五六户人家，人人都听得见彼此生活的杂七杂八的声音。门口总有人穿进穿出，也总有老大爷老太太坐着聊天，有一句没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