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郡是个古地名，后来叫做澶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当时澶州地跨黄河两岸，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所以“造舟为梁”也就是用船只建起了一座永久性的浮桥，连接南北两城。在这里签订的条约，就被称为“澶渊之盟”。当时两国不是在打仗么，怎么能说是订立“和平友好条约”呢？不错，两国是在打仗。如果从五代时期辽国立国算起，这个仗已经断断续续打了90多年；从宋朝开国算起，也已经打了40多年。但是从订立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始，两国之间维持了百年以上的和平局面。在这个条约里，又规定了两国的皇帝互称兄弟，以宋为兄，以辽为弟，两国成为现代人所称的“兄弟国家”。既能长期维持和平，又能保持兄弟关系，这不正是“和平友好”么！
寇准全力推动御驾亲征
在宋以前，历代专制王朝大都重武轻文，认为打江山与保江山都是武将的事，文臣不过是抄抄文书，记记账目而已，没有多大用处。宋代开始重文轻武，但是文臣立了大功的还不多见。这一次“澶渊之盟”的订立，是寇准以一介书生拍案而起，说服了皇帝，成了御驾亲征的实际指挥者，击退强敌，签订和约，一举赢得了百余年的和平，使人耳目一新。
宋真宗赵恒能够当上皇帝，也和寇准为人心直口快颇有关系。宋太宗赵光义原立长子元佐为太子，后因狂疾被废，次子元僖又被人投毒害死，太子这个位置久悬不决。当时寇准是左谏议大夫。有一天，太宗为了立太子的事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请陛下自己选择一个最信得过的儿子。”太宗考虑了很久，才又问他“襄王（就是赵恒）如何？”他随即直言回答：“知子莫如父！陛下既已认准了，就不要再犹豫，请早定大计。”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襄王被立为太子。赵恒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对于寇准就一直保留了一个好印象。赵恒即位之初，颇有一副奋发有为的样子。对抗辽的事十分关心。对将领们的赏功罚罪，一点也不含糊。公元999年冬，辽军大举南侵，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傅潜拥兵八万，闭营自守，不敢应战，听任辽军在国土上来回驰骋。部将请求应战的，他把人家痛骂一顿，竟然说“你们想去找死吗！自家脑袋好好地长在颈子上，何必送给人家去砍？我不主战，是为保全你们的性命，你们何以不知道好歹！”部将范廷召反骂他：“我看你胆子小得不如一个老太婆！”后来宋廷下令出战，傅潜不得已，才分兵八千给范廷召，要他出战，并且答应到时候派兵支援。范廷召觉得兵员太少，出战没有把握，就向另一位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是一名勇将，祖父和父亲都是为国牺牲的。他慷慨地答应前来支援，准时到达大家约好的地方，但是傅潜这一方的队伍失了约，迟迟不到，以致康保裔陷入了辽军的包围。虽然形势非常不利，康保裔绝不后退，最后奋战至死。战报传到后方，舆论哗然。赵恒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对康保裔大加表扬，追赠侍中，厚给抚恤，几个儿子一起封官。以后《宋史》的忠义传，把康保裔列为第一位。傅潜临阵畏战，对康保裔的被困坐视不救，应负战败的全责。先是问成死罪，后来从宽处理，贬官流放房州。
在初即位的几年中，赵恒还一再前往北方各地视察，在澶州的行宫里宴请过当地父老，到过大名府检阅驻军，这位新皇帝的勤劳深得各地军民的好感。由于他对边防十分重视，一再增兵，重用一些对抗辽有经验的将领如杨业的长子杨延昭等人加强防务，辽军虽然年年入侵，只不过是骚扰一阵而已，还没有攻占过重要的城市。
公元1004年的秋天，辽国皇帝耶律隆绪、他的母亲萧太后、统军大将萧挞凛等人率领全国的精兵20万人倾巢南犯。这一次他们来势汹汹，很快地就从边境上向南猛进几百里，不像只打算抢夺一些财物的样子。因此大河两岸人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