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行动的观光旅游团，一位老鸨告诉他，几乎所有妓女都是自愿来到索纳加奇，自愿踏入“性工作这个高尚的职业”。在一家妓院里，阿努普和另外两个研究人员坐在后方的一张床铺上，旁边有一名妓女，她正在默默聆听老鸨对前来参观的游客夸夸其谈。老鸨表示这些女孩都是自愿选择来这里快速赚钱的，享有杜尔巴行动保证维护的人权。阿努普说：在老鸨跟其他游客滔滔不绝地讲述该联盟的成功之举时，我们三个偷偷用印度语问那名妓女这些是否属实。胆怯的妓女不敢作声，我们向她保证不会让她惹麻烦，她才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告诉我们，来到索纳加奇的妓女几乎没有一个是以成为性工作者为抱负的，大多数人都像她自己一样是被卖来的……当我问她想不想离开索纳加奇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但是她还来不及回答，杜尔巴行动的高层职员就把手放在我背上，说要准备动身了……
观光团继续参观下一家妓院，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几百名妓女。有人问能否参观青莲妓院（Neel Kamal），传言这家妓院依然有雏妓。那名高层职员立刻拒绝了，声称杜尔巴行动没有事先争取许可，不希望贸然闯入侵犯妓女的权利。但你知道，在印度，吹牛说大话是很有效的——这名高层职员在面临要是不合作我们就会“打电话给相关人士”的严厉威胁下，还是被唬住了，只好带我们前往恶名昭彰的青莲妓院。
在这栋多层楼的妓院入口，五名皮条客守卫着上锁的大门。一名皮条客解开大门门锁时，其他四名迅速跑进去，用响亮的声音喊道：“访客来了！”我们团体冲进去，爬上阶梯到一楼，却在半途中刹住脚步：几十名年纪小于16岁、涂着鲜艳口红的少女正在昏暗的走廊上东窜西逃，然后消失在了密室之内。
杜尔巴行动的职员叫我们站着别动，而那四名皮条客继续大呼小叫。我不管往哪里看，都能看到女孩在奔窜。我好不容易堵住一个门口，只见里头有两名不超过14岁的少女正张开双腿躺在床上，看得到牛仔迷你裙里头的阴部。
索纳加奇计划虽然在防范艾滋病方面有些许成就，却跟孟买采取的大棒策略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孟买的妓院向来比加尔各答的情况更糟，并且以关在妓院监牢里的“牢笼女”闻名。但是因为西方国家施压，警方强制取缔，孟买市中心的娼妓人数在过去几年急遽下降。今天，孟买市中心红灯区也许有6000名娼妓，但是十年前却高达3。5万名，而索纳加奇的娼妓人数却十年来保持不变。
孟买警方的强力取缔，的确驱使一些妓院地下化，导致取缔的功效难以判定，也更难为娼妓提供保险套和医疗服务。她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很可能上升，但是我们无从确知，因为我们无法检查地下妓院的女孩。然而强制取缔也让妓院老板无法获取高利，使得孟买妓院买进或卖出一名女孩的价格大幅下跌，因此人贩子开始把少女运到加尔各答，以便卖个更好的价钱。现在女孩被贩卖至孟买的情况减少，至少代表了些许的成功。
荷兰和瑞典的不同策略也凸显了“大棒”手法及“合法与管制”模式的差异。2000年，荷兰正式把卖淫合法化（大家原本就能包容），人们相信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提供娼妓健康及分娩检查，防止未成年人及贩卖受害者被迫卖淫。瑞典采取的是相反策略：1999年，政府把性服务的交易判定为犯法行为，但不是惩罚出售性服务的妓女，会被惩罚的（理论上会被判刑高达六个月）是付钱买性服务的男人。这种策略反映了一种观点：娼妓是受害者而非罪犯。
十年之后，瑞典的强制取缔似乎在减少人口贩卖及强迫卖淫方面较为成功。根据一项统计，瑞典的娼妓人数在前五年下降了41％，性交易的价钱也降低了——这充分表明需求降低。瑞典娼妓并不喜欢这样的改变。同时，由于价格下降，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