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再宽限半年，他一定会搞到手，并且价格上会再给予优惠。
一口吃不成胖子，但胖子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陈文强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着急，现在都是在铺垫，还没争到矿权，还没开采、冶炼，要造枪造炮，更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众人弃舟登岸，进了广州城时，时间已经不早，晚霞照在远处一座塔上，小巷子里只是一片灰蒙蒙的阴影。偶尔能听见巷子深处的鞭炮声，李家俊介绍那估计是在驱鬼，并且向几个洋人很确定地说明在中国倾听死人说话并不是疯子。
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通商的绝对优势逐渐失落，上海、香港两地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广州的龙头位置。但由于毗邻香港，近代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新观点传入香港后，很快便被广州人感知，经过香港的“一传”，形成一条西学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所以晚清广州仍然是传播西方文明，形成消费风尚，引领消费潮流的南方大都会，也是洋货消费方面最为前卫的城市之一。
而追溯历史，广州不仅是国内第一个亮起电灯的地方，更是国内第一家电力经营公司的创办地。1890年，当时位处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其总督府就用上了一个发电机专门为总督府发电，并鼓励华侨资本家黄秉常在广州设立电灯公司。
可遗憾的是，即使到了电灯公司全盛时期，才供应了七百来盏电灯的用电。由于线路接驳用户自理，电费昂贵，以及旧时电灯高电耗的原因，也导致了一般民众很难接受。
于是，由成功创办到机器折旧、故障困扰，到最后资金短缺而倒闭，中国第一家电力经营的电灯公司只经营了九个年头，在一八九九年倒闭了。
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在一八九五年的结束，让民族工业的生存环境进入了严冬，虽然洋务运动中“师夷长技”的清政府官员们不少是胡乱决策，不停地交学费，但其三十年营造的大环境让不少的人看到了机会，黄秉常只是其中之一，而电灯公司结束经营之后，其人也再无音讯。
张榕轩、陈文强都不是缺钱的人，住处自然不能简陋，早有人打前站，安排了广州头等酒楼——天一酒楼。见厅事铺陈五光十色，壁上图画，西式家私，金银餐具无不精美，特别是为求利润及新奇，表现广东人敢“吃”的传统，天一酒楼也搞粤菜中具有独特风味的佳肴。
晚饭很可口，有龙虎斗，却没有什么英雄豪杰之感，倒让几个洋人脸上变色，害怕得“臊腥始发越，咀吞面汗巯”。当然，在陈文强等人的嘲讽和示范下，他们还是鼓足勇气进行了品尝，亦有做出好评，且随后大快朵颐者。
来到广州，陈文强当然不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一方面要建立琼州与上海的联络中继点，另一方面也要走通官府，以便在琼州得到更好的发展环境。
休息一夜后，第二天一大早，陈文强和张榕轩吃罢早餐，便赶往两广总督府拜见总督岑春煊，并顺利地得到了接见。
对于岑春煊这个人，陈文强是做了相当的功课的，不仅是分析这个人的脾气禀性、政治倾向，还综合了广东当前的形势，以及整个满清官场的派系之间的利害关系。
从表面上看，岑春煊自身比较廉洁，主政到哪里，便在那里刮起反腐风暴，署理四川总督时一次便弹劾三百多名官员，在两广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更达一千四百多名，一时有“官屠”之称；岑春煊还倡言“立宪”，秘密派亲信联络张謇，允资一万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并承诺每年捐资一千元作经费，积极支持立宪派的活动；对于新政，岑春煊也干得风风火火，办工厂，兴矿务，修铁路……还上奏朝廷，请求在广东的各营改习洋操，改传新装，名为广东新式陆军……
凡此种种，虽然不能否认岑春煊是个开明官吏，但如果仔细分析研究，陈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