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北平和29军官兵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以后，逐步向华北蚕食鲸吞，政治事件、军事冲突不断发生。1935年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伪“冀共防共自治政府”，日军在通县驻有重兵，就在肘腋之下，给防守在平津地区的第29军以较大的威胁。当时，居住在北平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个个地陆续南迁；有些工厂、商店被迫停业或减员，失业者越来越多。大街上，胡同口，电杆上，到处贴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红条子。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趁机强行租房，搬进去以后，不是卖大烟就是招众聚赌，不但不付房租，昼夜还不许关门，房东们都叫苦不迭。
在北平的日本驻屯军，经常制造事端，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他们派出便衣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门口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打鸟。两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群众，人人怒目而视，义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强调要睦邻友好，忍辱退让，大家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从1936年夏季开始，日军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步、骑、炮、工、通以及坦克、装甲兵等各兵种，从通县出发，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开进。日军穿城而过，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市民对此无不愤慨至极。一个主权国家竟容忍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对这个文化古城的践踏，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1937年5月以后，北平附近的日军频繁调动，迹象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日军要搞军事行动，社会舆论也呼吁北方当局要做好应变准备。当时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中尉科员，冀察绥署是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最高军事机关，干部来自第29军和东北军两部分。当时大家一上班就议论抗日问题，许多人认识到日本早有亡我之心，对日本人侵略罪行愤慨万分，并表示决不当亡国奴！
我是河北省盐山县人，距第29军军长宋哲元故乡（山东乐陵县）只有三十多华里。第29军军部里有许多我的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军部去看望他们，每次都遇到他们在议论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是速胜论者，他们说：“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我国的军队有两百多万，尽管他们的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的军队在内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是在国内打仗，天时、地利、人和，皆对我军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情报不灵，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时间就会被拖垮。他们还谈道：中国这么大，把日本全部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能有几个日军？日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袱就越重，迟早会被收拾掉。听到这些议论，我也觉得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晚打强。
冀察绥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时很少到绥署办公，日常行政工作委托给总参议石敬亭和参谋长傅占魁主持。卢沟桥事变前，宋哲元到绥署召集全体干部讲了两次话。宋讲话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安定人心。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军一再闹事，时局显得紧张，我希望大家沉住气。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共有多少人，咱们清清楚楚，日军就是那么几千人，今天往这里调动，明天往那里移防，都是虚张声势，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我天天派人监视着他们，不管往哪里调动，还都是原来那几千人。宋哲元说，听说大家受不了日军的窝囊气，急于要打，这种心情我理解。关于打不打的问题，要有中央的指示，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我们一个军打起来，中央不接济我们，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我们在前面打，后面断了供应，我们这个军将处于危险境地，大家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宋哲元还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