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也可能强力排斥全球文化。问题是，文化的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与依托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产生的，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具备了文化的内涵。
1�文化的全球化
毋庸置疑，全球化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卷入了现代化的过程中，但这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尽管也受到全球化的压力，但大体处于受益者的地位，它们的文化精神、价值观等都得已扩张，主体性也得以发挥。虽然全球化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但面对发达国家的先进优势，其民族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甚至有失去自主性的危险。因此，对于文化的全球性与民族性问题，人们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彻底变革论与怀疑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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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2）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文化的融合是大趋势。融合需要交流，而交流就要避免文化霸权主义及狭隘的民族主义。
冷战后，西方学者为文化霸权主义寻找理论依据，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而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如果全面否定外来的先进文化，过分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复归，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必然阻碍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接轨，导致民族发展的滞缓，甚至带来民族内外矛盾冲突的加剧，全球化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危机，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机遇；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弱势文化发展中导致的冲突，都认为是强势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入侵。
2�台湾民众特有的生活形态
90年代台湾民众的生活形态，无论是日常作息、外出用餐、逛地摊、听音乐等，都看出分属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的差异。除此之外，其他如年龄、性别、都市化程度等社会因素也都与之出现不等程度的关联。
台湾地区历年来妇女的劳动率自1954年的29 ％、1988年的45�6％，到1994年大致维持在45�4％ 的水准。其中固然未婚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增长的趋势更为显著。吕玉瑕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一》；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7。过去的研究即指出这十多年妇女劳动力的增加，主要在于已婚妇女的大量涌进且留在劳动市场。妇女的劳动参与固然涉及劳动供给量的变动，相关的研究指出个人的教育程度、居住地区都市化的程度、工作经验、和家庭相关的因素，如家庭收入、子女数、家庭生命发展的周期等都是影响妇女劳动参与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台湾地区劳动力普遍短缺，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有着再参与的现象（简称之为“妇女劳动力再参与”），而已婚妇女在小型家庭企业等非正式部门工作的现象也颇为普遍。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就业的趋势上升，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但妇女仍负担着最重的家庭照顾责任。到底妇女的家庭角色对她们进入工作世界有何限制？而涉入工作世界对她们的家庭生活有何冲击？都是令人相当关注的课题。张苙云等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综述——90年代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系列一》；台北：社会学研究所，1998。
3�台湾民众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态度
事实上，对“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角色分工的研究看来，在急速社会变迁之下，台湾民众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态度，呈现出的是相当冲突和矛盾的，尤其是职业妇女，对家庭角色倾向传统的态度，而对工作角色又表现出现代的态度。值得推敲的是，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要较女性更为传统和保守。从比较结构的观点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