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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3 / 4)

的文章要报告。可能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大家心理多少也有些紧张。有一次下班之后,杨西光在办公室里喃喃自语,大不了把“乌纱帽”丢了,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我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和他所承受的沉重压力。大家的这种心情,直到后来,特别是听了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才算真正松了下来。〔77〕

作为当事人,吴江也“感到周围空气沉重”。但问题毕竟是由他们的文章引起的,如果对于这种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意味着“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如此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所以,他考虑再三,不同意“冷却”,打算写一篇文章从正面给予回答,“据理驳斥”,并等待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发表。〔78〕这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提出批评,因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不过,初稿写出来后,吴江还是送给了胡耀邦。可是,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79〕

后来,吴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理解胡耀邦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他觉得此事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为了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也就没有把文章的最后定稿送给胡耀邦审阅,至于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耀邦请示。

文章最后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因为,《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发表此类文章。那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刚开过,《解放军报》还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而这个讲话又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吴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碰巧的是,此时他正好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就抱试一试的态度,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送给了姚远方。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2)

吴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给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他此举的目的是想寻求罗瑞卿的支持,但没有想到罗瑞卿如此认真,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转告吴江,提出两点修改意见。〔80〕

关于这篇文章送《解放军报》发表的原因,沈宝祥也有一个说法。据他说,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曾告诉他,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文章后,觉得不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就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梁金泉送给罗瑞卿。〔81〕

至于《光明日报》为什么也没有发表吴江的文章,王强华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本来,杨西光对组织和发表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是十分坚决和积极的,但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特别是听到了关于以后发表重要文章要报告之类的“指令”,他对继续发表第二篇文章就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和有所顾忌了。《光明日报》是中央和宣传部直接掌管的报纸,而《解放军报》由中央军委掌管。如果第二篇文章由《光明日报》“顶风”发表,难度较大,风险也大。但是,如果改由军队报纸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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