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五十年代海峡两岸的文坛均处于政治的高度干预之下，都属于不可能具备产生武侠文学赓续或创新的环境及条件。香港则因它的殖民地性质，港英当局没有在文学上太多加以意识形态的钳制，又因为澳门擂台赛的契机，加之又有罗孚的“灵机一动”，从而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果用在这件事上，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罗孚也因之被人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这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香港的文学创作环境、突发事件形成了产生武侠文学的土壤，而梁羽生、金庸这二位作家又具有这样的写作才能，写武侠小说需要具备有文学、历史、武术、技击、医学、天文、地理、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要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想象力、人生阅历和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缺一不可。新武侠小说不是单纯的传奇，也有许多奇情、侠情的线索构成小说中的重要情节及内容。其次，如果没有这三位作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没有梁羽生的三十五部、金庸的十五部、古龙的六十一部作品所构建的恢宏、波澜壮阔的系列，也不可能成就新武侠文学的名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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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6）
回头再来看看新武侠文学这二位大师的作品在两岸的遭遇，就可以印证新武侠文学在香港的出现，既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一种文学的必然。梁羽生的作品虽然在香港左派报纸上连载，但却进不了大陆，也进不了台湾。金庸亦是如此，金庸更因为他后来离开《大公报》，创办《明报》，在政治立场上有所谓向“右”转的缘故，受到香港左派的围剿，连带他的武侠小说亦受到不公平的批评，佟硕之的《金梁合论》在后来引起的争论中，有一些论者并不了解当时政治情势的复杂性因素。金、梁进入内地与台湾的时间稍有不同。梁羽生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才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先有《羊城晚报》连载《七剑》，后有花城出版社于八十年代初出版《萍踪侠影录》，但直到一九八八年初，台湾当局才对他的作品解禁。（1988年1月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首刊《还剑奇情录》）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将梁羽生视同大陆作家。金庸也一样，他的作品在台湾也是被禁的，因而，他的作品或被改名或被易姓，“金庸”改成“司马X”，《书剑恩仇录》改名为《书剑江山》，等等。直至蒋经国先生接见他之后，台湾当局才渐对其作品解禁。大陆也一样，金庸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8年访问北京，邓小平接见他之后（蒋、邓均是金庸小说迷）才渐为改观的。但他的作品较梁羽生迟一些进到大陆，先是1980年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只载至第四回），比较系统的是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3月出版的《金庸作品集》。从两岸对其二人的态度，可以看出新武侠文学勃兴于香港，盛行于海外，却因应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迟至其发端二十多年后才登陆两地，这是一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却是具有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新武侠小说“新”在哪里？
距新武派小说大师们封笔至今已愈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新武侠小说的三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不仅风靡海外华人世界，也进入了中国内地，又伴随着其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戏剧等文化产品，可谓进入了大陆的千门万户，他们的名字广为人们所认知。新武侠文学也从被彻底排斥而彻底翻身，甚至成为高等院校的研究课程。比如，金庸在香港、台湾、美国、内地，都有大学为之召开学术研讨会，学者云集，各抒己见。最新的消息是，金庸《天龙八部》的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同时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