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的工作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所谓“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他明确提出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3万2千多个，到1957年可发展到70多万个，甚至一百多万个，“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反冒进”成果付诸东流，农村又兴起“摊派”式的合作化“运动”，农业再度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5年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对农业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实际条件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和巩固，立即收到成效。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7 《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却对邓子恢作了严厉批判，否定了1953年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提出要大反“右倾”。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从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百多条按语，又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扣上“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的帽子。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10）
关于城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重要一点是每个人的口粮都要计划呀。1953年起，中共中央就通过了对粮食和一些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就是国家统一定价，农民不能自由卖。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剪刀差”这个词，什么叫“剪刀差”，就是国家便宜的买农民的粮食，然后用贵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这个剪刀差的基金就是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以前有人说中国农村拖了现代化的后腿，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中国5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实际是从农村吸取了大量的资金。
统购统销对农民生活造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1953年起，统购统销政策就把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给固定化了。因为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卖，这样计划消费，不能随便买啊，就实行了票证制，可农民没有，再到1958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这样形成的。
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地区和职业上的区别，变成一种身份了。农村人从降生就一直是农村户口。
1954年开始又把贸易批发权掌握在了国家手里，私营企业受到的管制越来越多。到1956年1月底，全国的大城市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工商改造，这种过快过量的改造给生产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针对这种现象，周恩来1956年2月初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陈云也认为冒进了，搞得太快了。
1956年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同意了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的意见，为此《人民日报》在6月20号发了一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经常这么说，要反对这个，也要反对那一方，实际他有重点的。这个重点就是反对急躁情绪的。
《人民日报》当时的负责人是邓拓，因为他在《人民日报》长期工作，了解毛泽东的观点是什么。但这是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又不能不发。从邓拓个人看来，是倾向于赞同这篇社论的，所以就发了，但用了比通常社论小一号字。他把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看了。
发了这个之后，没过多久，毛泽东就把邓拓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