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赫连勃勃建立夏国，“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以此来说明自己秉承夏朝正朔，以中国正统皇帝自居。就连现在大魏朝的敌人辽国契丹人，也始终把自己称作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辽史》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姑且不论这些说法是真是假，至少可以表明，连辽人都知道，如果不在这个“祖宗”的问题上站住脚跟，那么他们是肯定统治不了有着强烈大一统思想的中原王朝的。至于有没有实力打败中原王朝，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中华文明的正统传人自居，都以“混一寰宇”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不容许存在割据政权。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来自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感。这种文化归属感超越了民族、种族、地域、国界，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特质，由此带来中华大一统的文化向心力。
但是这种强大的思想是怎么得来的呢？这就是儒家的本事了。云铮自然知道后世有一段时间很是鄙弃儒家文化，但他知道儒家文化在维护中国古代政治格局上的巨大作用是绝对不可替代的。
儒家学者主张要处理好两个大的关系：三纲六纪和华夷之辨。
三纲六纪是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纲源于孔子和孟子，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奠定了三纲说的基础。
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德，也是由孔子和孟子首先提倡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最先明确提出了“三纲”的概念，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因此，“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董仲舒把五常之道作为调整这三纲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董仲舒三纲五常说的基础上，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三纲六纪》，确立了三纲六纪的九大关系。
按后世季羡林大师的观点，三纲六纪里面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这一纲，人君的贤否，无关重要，人君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三纲六纪“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与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云铮认为这话的确很有道理。
为了实现大一统，儒家又强调华夷之辨的重要。夷本来是古代华夏对异族的贬称，最初用于东方民族，称为“东夷”。春秋以后，中原以外的各族，如被贬称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四方之族，被统称为“四夷”。但是后来的华、夷主要是在文明与否的意义上使用的，《春秋公羊传》就是把有无礼仪作为华、夷之界的，凡夷狄之邦，只要能遵行礼仪，就应该与华夏民族同等看待。相反，华夏民族中谁背弃了礼仪，谁就变做“新夷狄”。凡遵行礼仪的文明之族，均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员。
云铮一贯认为，华夏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人民，它是一种向心力、回归的力，它是统一中国的凝聚力，因为它不具有狭隘的民族意识，更不是并吞一切的大民族主义。它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它是一种标准、一种水平，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后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进为中国。
正因为这种观点，使得云铮在对待大事上有些冷酷，甚至冷漠。这从他对待青龙教的态度就能说明。他并不在意青龙教举兵，因为青龙教举兵能让那个老找自家麻烦的朝廷消停消停，为此他甚至不在乎这事情一旦爆发，将会卷入多少无辜的生命。——这个时代强大的“家大于国”的观点影响了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