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产若干年后的新生儿，不知谁，打来了一面五星红旗，插在车上，在风中猎猎作响。于而龙望着这列火车，慢慢地驶出了工厂侧门，开远了。
当他扭回脸，五个新刷上的大字块映入眼中。
“打、倒、还、乡、团！”只见高歌、康“司令”像麻皮阿六一样，叉着手，在笑吟吟地盯着他。
第三章 （6）
“喂——”一声不很礼貌的招呼，打断了于而龙的遐想，回过头来，发现了一双刺人的眼睛不算友好地打量着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经常参加劳动的农村干部，阳光会给他们的肤色，涂上一层较浓重的色彩。这位白白净净的工作人员，从那开始膨胀凸出的肚皮，和立着眼睛看人的神态，表明了一种权势的威严。而且从那把他搬来的卖饭票姑娘的脸上，已经清楚地标明来者的身份了。据说要判别某人的级别、工资、职务，只消看一看四周趋之若鹜的女性，就可了若指掌，而且不会有多大误差。
“干什么的？”那人用审问盲流的腔调单刀直入地问。
“旅行家！”于而龙自己也纳闷，怎么把那个姑娘赐给他的称号搬出来，她能使用这样一个奇特的词，一定有个聪明的、见过世面的脑袋瓜吧？
感谢他身上那套挺括神气的中山服吧！还是十年前最后一次出国时定做的。那个被不咸不淡的旅行家三个字激恼了的干部，正要伸手去抓他的脖领，被那细腻的高级毛料震慑住了，手在空中画了个问号。
“什么旅行家，拿出证件我瞧。”他为自己的虚怯而感到屈辱，声严色厉地喝问，调门很有点“专政”味道了。
于而龙摊了摊手，表示遗憾，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漏洞，而且确实属于自己的疏忽。
“够了！”一个拿不出证件的旅行家，像在海关官员面前缴不出护照的游客一样，就有走私犯的嫌疑了，他对于而龙不容置辩地说：“跟我到办公室去！”
“干吗？”
“谈谈。”
糟糕！于而龙心想：一顿教诲是免不了的啦！他觉得实在无可奈何。如今喜欢诲人不倦的老师未免太多，写过一个剧本，发表两篇小说，居然大言不惭地谈论创作经验，有的人沾沾自喜，甚至连老婆的功绩也要捎上一笔。鲁迅答《北斗》社问，才那么几条，可这些老师们倒好像著有《战争与和平》或者《人间喜剧》等等巨作似的，也不嫌脸红和肉麻。看来这胖子饶不了他，于是向训导者建议：“就在井台边简单谈谈不行吗？”心里却在反抗：纸张紧张，篇幅有限，你那些屁不放，死不了人的。
“不方便吧？”他一向在三王庄说了算数的，便不准反驳地答复。
“没有什么不可公开的。”
于而龙怎么能离开井台呢？那里曾躺过一个被土匪残酷杀害的孩子呵！记忆像苦涩的海水把他淹没，那是母亲的泪水。凄惨的哭声还在耳边响着，那是母亲的控诉，血和泪交织着在震撼游击队长的心啊！
于而龙诚挚地唤了一声：“同志，你听我说——”
“谁是你的同志？”他瞪了一眼。
于而龙苦笑着，正如当年高歌用一双穿草鞋的脚表示革命一样，这位干部得把嘴上的阵线分清，就好像被来历不明的人喊一声同志，就有成为对方同伙的危险，这种革命的纯净是多么形式主义啊！殊不知有些“同志”比敌人更坏，年轻人，也许你不信，但是井台上那孩子的尸体使于而龙明白了这一点。
“好吧！我不称呼你同志，但是，我想请教，在这个井台上，凭吊一位最早为石湖献出生命的小同志，总是该允许的吧！”
“你少给我掉枪花！”
“你说什么？”
“马上跟我走，少废话！”他狠狠地拉住于而龙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