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92年，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到拐卖妇女的犯罪利益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当地烂仔，结伙在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向他们提供吃和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仲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而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恩，请你喝酒。”
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人们走过时都要提心吊胆。
西广场通道人行天桥的二层平台上，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或坐或卧，他们大多神色萎靡，衣衫褴褛，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冷漠的神色，一个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岁，一名面色发青的男子，朝天撅着屁股，褪下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他刚刚在自己的腿股上注射了用水稀释的白粉，裤子还没提起来就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是火车站附近吸毒者的栖息地，他们正大光明的吸毒，为了搞到毒资就在天桥上向过往旅客偷、抢和敲诈。离天桥不远处，火车站雇佣的保安手握一根棍子，紧紧盯着天桥上的“瘾君子”们，他的职责除了看管寄放在这里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外，最重要的就是阻止瘾君子下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是下来，他就拿棍子打他们。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负责站西路一带；“山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哥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四帮”，负责暖草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背包党”逐渐控制了火车站的拉客市场，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羊城“背包党”出现了。
据当地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报道，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