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学生，更加重要。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桑充国创办的报纸，已经成为大宋中心地区与精英阶层非常熟悉的事物，这种习惯的养成，远比《汴京新闻》的地位更重要。
……
五年的时间，能发生的太多，但是不能发生的，也一样多。
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不自觉的想，我写的东西，在宋代有可能实现吗？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我也会常常去思考，王安石变法时代的宋代，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在ＭＳＮ讨论宋代的役法，我向他略略介绍了聂崇歧先生在《宋役法述》中指出，宋代役法最困扰百姓的，无过于衙前与弓手，他很认真的对我说，弓手应当废，百姓能宽得一分是一分。当时我又是好笑又是感动——因为我自己常常也会代入那个时代。我也会由衷的去考虑那个时代本身面临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去考虑一部分读者希望看到现代社会在古代复现的心理了。
我常常会在历史与幻想之间徘徊选择。
我相信能有自知之明，我现在对于宋代的知识储备，并不足以写一部宋代的历史小说；而且《新宋》的本质，依然是一部历史幻想小说。这个故事，离不开幻想。而幻想，需要不断地看到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主人公的得意——我一直小心的控制住这种幻想，不要过份的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
有时候我甚至会自嘲：我这是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但是我始终坚持这个风格，不仅仅让石越戴着镣铐跳舞，而且也让自己戴着镣铐写作。这不仅仅是因为有读者的喜欢与支持，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幻想，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小说需要的是传奇，历史和幻想本身是矛盾的。我常常说，戏剧性多一分，真实性就少一分。但是另一方面，真实也可能就是戏剧。我根据历史的脉络，编织着情节的发展，却无法也不可能准确的计算前面的改动对后面的影响。因为什么时候是历史，什么时候是幻想，只能依赖于我的感觉。
幸好，我的历史哲学告诉我，历史是偶然的。所谓的必然，不过是“偶然”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一种承认。换句话说，任何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都只存在“偶然”；发生了之后，便只存在“必然”。这个观点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历史哲学不过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工具与方法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我告诉读者的，只能是我站在的这个窗口所能看到的风景。
虽然我同样也有一种冲动，想告诉别人，你们看到的都是错的，只有我看到的才是对的。但是理智告诉我，真相不止一个。
所以当我在编织幻想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它虽然不可能是全部的可能，但必然也会是可能之一。作为作者要做的，不过是尽其所能，让读者也觉得那是可能的。
在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回去头，又重新将第一卷读了一遍。
这时候我才觉得读者真的非常的宽容。
当我回过头去读第一卷的时候，发现有很多语句，根本是不通的！而我的描写，十分之八九，倒正显出了我语言的匮乏——可居然还有人说我的“文笔好”！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则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来强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客观上来说，这自然是为了保证文章的节奏不至于太慢，但是也无可置疑的证明了我写作技巧的不成熟。
我想这些毛病，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尽量的改进。
人总是在发现缺点后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