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更容易保存和传播，则是毫无疑问的。比较直接的影响，则是我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书商，而且我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汴京城里较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术的直接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也成为了我印书业的代理人，这两个人比较让我喜欢的是，他们并不是把钱看得很轻，但是也不把钱看成很重。而且他们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来依附到了我的身上……（这一点，我是在放心的同时也感到悲哀的。）
做为印书馆的社长和总编，袁枢和郭泰都来自太学，这最后也成为汴京民智印书馆的传统，每一届的社长和总编，都是太学生，当他们考取功名担任官职后，就会自动卸任，另荐贤才来接替。之所以请毫无名望的学生们来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实在是因为请不到太有名望的人，而且太学生们虽然很骄傲，倒也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做编辑的人要是眼界太高，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而这一年的大宋，则依然是在争论与变法中度过，王安石在旧历十二月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马上就要退出政坛（在神宗即位后不久罢知毫州）……我不冷不淡的写着一些街头的见闻，说着印书馆的故事，附一些刚印的新书，隔月送给年轻的皇帝，简直就如同一个弄臣。因为我知道大宋的病根，实在是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过于宠大，养兵养官养出了巨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吸干了大宋王朝的每一滴血。政府是没有任何余财来进行新的举措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倘能有范仲淹的成功为铺垫，或者还有希望，否则只能走向死胡同。只是我虽然明知这一切，却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说服年轻的皇帝。
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四节 学院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1…16 8：30：09 本章字数：2990
很多人都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偏执狂，究竟是不是如此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熙宁四年，王安石已经是真正的权相了，反对党中敢为仗马之鸣的或贬或谪、或罢或逐，留在汴京的人已然不多。或者有人认为我可以向皇帝进言稳重的推行新法，一府一路的试点而行，学着我那个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法而行，但是对于熟悉历史的我来说，却是深深明白这种进言适足以为自己招祸。连韩琦这样的丞相、欧阳修这样的名臣，都斗不过王安石，我又有什么本事来说服神宗呢？所谓的试点，其实王安石在其短暂的地方官任期中，已经做过一些试验了，没有先例可引，就不具备说服力，人家只会认为你是多此一举。
熙宁四年，在大宋与西夏的边境，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这与远在京师的人们并无太多的关系，在消息传到京师的那个月，士子们中间最流行的话题，是汴京民智印书馆开始大规模发行由当今皇帝亲自作序并且做为礼物赠送属国与邻国国君的《资治通鉴》，也借由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司马光。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保守派的名臣。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上本来应当在下半年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发生了——皇帝诏令天下，《春秋三传》再一次成为明经科的考试课程，而诗赋取士则被废止。我不知道这件事多大程度是受王安石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我大力发行《春秋三传》的影响，但是我参预了历史的进程，则是第一次如此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此鼓励下，我在东京创办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大学——白水潭学院。这个名字如此的平凡，仅仅因为学院的所在地曾叫白水潭，便以地名命名了。
学院并未分系，只是学员们除了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外，还得学习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五门课程中的任意三门。这些教材由我亲自编写，第一次把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引入了中国。坦率的说，除开地理和生物外，数学、物理和化学三门学科，我的知识不超过高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