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借给海商，三成是借给东南的钱庄、作坊。不论是海商也罢，钱庄也罢，作坊也罢，这时候根本不是结算的季节！纵便是永顺钱庄借出的都是大宗放贷，和海商们另外商议了结算时间，最早也不可能早过二月。而如今却是十一月，却叫他们上哪里去找钱来还债？李大卿只管逼海商还债，官府催债，百姓又岂敢不还？逼得紧了，难免要百般筹钱，追讨债款，甚至卖田卖地——可其它借过钱给这些海商的钱庄，还有货款没收回来的作坊该怎么办？既到了这个地步，只怕免不了也要上门催债的。倘若他们收得回还好，若收不回来，钱庄免不了又要怕作坊的债收不回来……除此以外，更要命的还是借给钱庄和作坊的钱。海商反正人和货都不在国内，若夏季能平安回来了，还有个希望，可许多小钱庄和作坊，这个季节却是经不起催债的。”
李敦敏说到这里，这才顿了顿，加重语气说道：“下官现在最担心的，便是怕有作坊和小钱庄支撑不住破产！如今作坊工人的工钱，平时都只给些许，只够勉强度日，大半的工钱，分别在年前与中秋结算，作坊倘若破产，这些工人工钱没有着落，谁能担保不会激起民变？小钱庄破产则更加可惧，下官只怕一家钱庄破产，会连累大量钱庄跟着倒霉，到时候整个东南谁也无法幸免。这后果实是不堪设想！相公、参政，这交钞一物，现如今在京师是不值钱，在东南却还值钱呢！李大卿把东南的交钞收回来，对朝廷又有何好处？今日之事，实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倘若废除交钞的传闻再传到东南，这内外交攻，水火并至，东南又有几家钱庄能受得住？！请相公、参政早下决断，若再犹豫不决，或是等闲视之，到时候真要不可救药了！”
李敦敏所说，尽管石越和范纯仁都已看过他的扎子，石越也与李敦敏面谈过，但这时候再听他说一遍，亦不由耸然动容。但他字字句句，一口一个“李大卿”，矛头直指李清臣，却也叫石越心里暗暗叫苦。
李敦敏所禀之事，石越已经意识到非比寻常，李敦敏回京之后，就这件事，也已和他说过两三次，但李敦敏前两次至政事堂，都是司马光当值，司马光虽然也很重视此事，但他却以为李敦敏有点危言耸听，毕竟东南诸路之富饶，司马光比谁都清楚，司马光绝计无法理解，以东南诸路的富裕，以海商的富可敌国，少个千把万贯交钞，又能出什么大事情。他反而一厢情愿的相信，万一交钞危机波及到东南，东南少点交钞，受的冲击也许还要小点。毕竟自交钞危机以来，每有政事堂会议，石越都是凭借着他那点可怜的经济学知识，反复重申着尽可能的回收交钞，是解决交钞危机必须要走的一步。石越的主张，在政事堂内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司马光等人也很容易理解，只不过政事堂诸公一时没找到大规模回收交钞的办法，所以未遑实行。但这个观点，在司马光广泛谘询过如食货派学者等等各色人物的意见后，却已经完全被司马光所认可了。所以，在他看来，李清臣可能莽撞了一点，但可能无意中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因此，李敦敏的面陈，还有他的札子，司马光只是例行公事的发到了太府寺，要求太府寺“分析”。
太府寺是什么回应，如今还不得而知。但石越却深知此事拖不得，因此才不顾司马光是否芥蒂，急急忙忙又召见李敦敏，询问此事。石越心里本就担心惹恼了司马光与李清臣，事情无法收场，岂料到李敦敏心里着急，竟然也失于考虑，只管直斥李清臣不懂财计，邀功误国。石越只道李敦敏素来是极机敏的，哪里想到人若着急起来，说话哪里又会那么周全？
这时候石越不得不为李清臣缓颊，因道：“若果真如修文所言，则外府处置此事，确是有欠考虑。吾侪身居两府，智不及此，亦难辞其咎。”他只说“外府”——亦即太府寺，却不提李清臣之名，又把自己和两府诸相都主动靠上去担了责任，轻描淡写便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