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大宋尚书省非常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尚书省与枢密院各派一人并同主持，尚书省方面的官员是工部尚书苏辙，枢密院则是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二人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个规模可观的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有关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习惯于模糊的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的要求非常的简单明了：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即以不胜任论处；若报告中发现两处数据错误，即要求其主动引咎辞职。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形象，决意将官僚主义赶出工部。便在当日，苏辙还做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情——两封盖有苏辙印鉴的信件从工部发出，分别送到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苏辙主动请求两家报社派遣记者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在当时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许民间生产敕令》，这份敕令公开向天下宣布此后诸军所须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的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而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标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
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在升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个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兼参知政事石越与大宋朝的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陛下，将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是臣想于那些商贾，也是有极大利润可图之事。”石越似笑非笑的说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是参加竞标者，都必须交纳一百贯钱的入场费，以向朝廷证明他的实力。”
“一百贯？”赵顼吃了一惊，他并不是那种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贯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想来竞标之人，自然都是家产殷实的，给朝廷贡献几万贯钱，权当替朝廷省下了组织竞标的开支，臣以为并不无妥。他们日后要赚的钱，何止万贯？这样也免得有人进来看热闹，搞得乱哄哄的不好。”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