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总还是富于英雄气概的——虽然一样要加上虚幻的这个修饰语。正是在这里，历史登场，尽管是以一种贫乏的方式登场，他消解了它的庄严肃穆的客观面貌，重新分解成无数人的具体的命运，以这种最切近的方式纠缠在主角的人生中。它被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体会和面对，作为可亲可狎之物，作为放荡的狂欢中直接面对的东西而矗立在我们对面。它的一切优点和缺点都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而新宋的独特之处也正是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
在小说的作者、读者和主角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隐秘的通感。作者和读者在小说的阅读中的意识都牢牢拴在主角的身上，尤其在架空历史中，这种联结常常是没有距离的。我们是在一种臆想中和主人公一起以一种当下的方式来看历史的，而这种距离感既标志着娱乐小说的历史性——个人性从其中消隐，而历史则浮出水面成为关心的首要目标；也标志着它的历史性的贫乏——历史既分解为个人的活动而成为一种可把捉的东西，又成为一种在它的不可理解的对象性中表现出来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的作者在一种离奇的对历史总体的观念中陷得有多深，在这里就表现的多么奇怪。历史既是人的活动的总和而是可以认识可以改变的，又是一种离奇的以自己的固有本性运动的不可理解物。所以在这里频繁的出现一种意志的热狂就不奇怪了。唯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热狂才能和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战斗，历史本身在这里表现的越像是热狂的意志的产物，也就越多的脱离开了我们的视野。正如夜晚坐在明亮的屋子里的人隔着玻璃向窗外张望时会发生的那样，屋外既然一片黑暗，那么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自己的影子了。
对于这些小说，有一类细节正好显示出这种关系，那就是主角在现代的生活。许多小说都说明了主角在现代的下层生活，这一细节并非无关紧要的，而是展示了作者在把主角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方面的努力。现代的自己和笔下主人公在现代的生活在想象中的合一加深了作者与主角的互相关系，而读者也在阅读这一小说的时候体验这种关系。这正是许多小说的特点。而这几部最出名的架空历史都不同程度地遗忘了这一点，这正显示了小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
新宋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彻底。石越回到古代的过程被略去了，对现代生活的记忆没有了。阿越一开始就把主角和自己断然分开了，并对主角和自己的分离有清楚的意识。而对比书评中有些把主人公和作者混为一谈时发出的抱怨，这一点显得尤为有趣。分离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阅读的主要兴趣不再寄托在主人公的地位上——这种直接和主角的关系合一的阅读趣味正是娱乐小说的一种天然形式——而更多的寄予时代。虽然由于推动情节的源头的现代意识保存在石越一个人身上使得他仍旧是小说的中心，但石越在改变时代这一问题上的形象却一直是暧昧不清的。这一暧昧不清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种缺点，相反，这是新宋的巨大优点。这种暧昧来源于对于现代和宋代中国的明显分离的意识和力图楔入的过程。我们姑且不评论小说对政治的认识怎么样，而专注于对于知识与历史关系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暧昧不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刻意融入历史的态度和对长远政治目标的有意识的拒绝回答。
这种退步标明了从一种对于历史的当下关系中的抽身而退。这意味着让历史自己展示自己，而不是在幻想中去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这种抽身而退保留了对于历史的楔入——我们仍然跟随着主角进入这个时代，感受这个时代，并以一种投入现实生活的自然兴趣而投身这个时代——自然的兴趣一般来说总是比理智的兴趣强大的，同时又保持了应有距离。我们不是历史的主人，正如我们不是现实世界的主人一样。我们满怀着一种近似童稚的天真无邪的目光去打量它而不带有鄙俗的征服欲望，我们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