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是，前来拜访的保守派官员并非都是名门出身，许多寒门出身的官员也加入到了保守派。这让云岚觉得儿子云铮的话很有道理：新法失败，乃是必然。秋临江可为一地郡守，不可为大国宰相。
为此云铮曾将秋临江的新法一一拿来为父亲分析，所有这些看起来很美的新法新政，在云铮的驳斥下几乎体无完肤。
秋临江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云铮的分析是：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粑粑没做大，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还没半年，洛阳新建的三十二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前左相沈城上疏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尤其令云岚记忆犹新的，还属青苗法。所谓青苗法，是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哄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20％，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但云铮很轻易就将此法驳斥，并且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云岚发现儿子的看法极为正确。青苗法首先利息并不低。秋临江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譬如江浙便是如此！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政府和地方官增加了收入。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云岚尤其感到儿子进步巨大的一点事，青苗法一开始，云铮就猜到日后青苗法不仅会推行不力，而且推行不力之后皇帝和秋临江会强行推行，结果导致更大的恶果。
果不其然，青苗法开始后，许多农民看到新法猛于虎，无力或者不敢贷款。见新法推行不顺，左相秋临江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又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市易法等措施也大致如此强制推行。
结果，一向稳定的中央直辖地区也出现了叛乱，岳阳之乱后，区区数千孤心阁叛逆不到两个时间便聚集起了二三十万大军（十八万，朝廷情报不准），若说没有新法害